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几件汉代刻铭铜器考释

本文介绍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几件汉代青铜器,均有刻铭。山都鼎、清和鼎、平都鼎、安定郡库鼎、五柞鼎盖对于汉代郡县、地理及汉代离宫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家鼎、元成家铜沐缶是汉代皇家贵族用器。元成家铜锺为汉代度量衡提供了新资料。陵啬壶,壶肩部刻铭"陵啬四斗",说明秦汉另有专管某项事务的"啬夫","陵啬"应是管理陵园之事,办理祭祀等事务。     

汉代中原系刻纹铜器研究

汉代中原系刻纹铜器纹饰均以云气纹为主,或辅以三角锯齿纹,器表鎏金。其始现于西汉中期,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达到顶峰,之后衰亡。其使用对象为王侯一级。纹饰的高度一致,反映了其制作地的唯一性。据铭文可知,蜀郡西工制作此类器物,因此,推断此类刻纹铜器是蜀郡西工的产品,而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滇系刻纹铜器。     

深切怀念杨宝成先生

<正>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们尊敬的杨宝成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14年11月7日下午3时逝世,享年76岁。先生1939年9月1日出生,江苏镇江人。1958年8月,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入学后选择考古专业,从此考古工作成为先生的终身职业。1963年7月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86年10月调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系,1990年至1998年担任历史学院考古系主任。     

临潼新丰秦墓出土的“啬夫”铭文铜器及相关问题

2007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临潼区新丰街道办事处屈家村发掘一批秦墓,其中一座编号M75的墓葬出土一套两件铜漆木器箍件,均为片状圆形,下沿内折。其中一件外口径11、内口径8.40、高2.20厘米,底箍底面及侧面各阴刻有一处铭文。     

新疆额敏县出土红铜器的保护与修复

文物修复是一门严谨的学科,随着科学修复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审美观念的变化,选择更好的修复材料（具有可逆性）和方法,是今后文物修复的重要手段,通过这次的修复工作实践,结果表明,不仅复原了红铜大桶的外观形貌特征,而且恢复了原始的红铜色彩及特征,摸索出一套全新的红铜器修复技术和工艺流程。同时对修复理念和多学科交叉应用有了新的领会和提高,也是未来文物修复的研究方向。     

湖北随州叶家山新出西周曾国铜器及相关问题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出土的一批有铭铜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根据考古材料对主要铜器铭文进行了释读,进而讨论西周早期曾国的政治中心及曾与鄂的问题,认为西周早期曾国的政治中心应在今漂水下游南岸的庙台子遗址;西周早期曾与鄂两国一度同时并存于汉东地区,曾国主要地望应在漂水下游以东区域,而鄂国则应在其西约25公里的溠水流域。     

洛阳体育场路东周墓(M8830)发掘简报

2005年2～9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配合基建项目在体育场路西发掘了一批东周墓葬。其中M8830未遭盗掘,保存完好。此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南北长3.7、东西宽2.1米。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器物有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以铜礼器为主。铜器制作精美,种类有鼎、(■)、簋、方壶、(■)、舟、(■)等礼器及车马器。根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初步推断此墓的年代属春秋中期,墓主为高级贵族。此墓的发掘为研究东周铜器提供了新资料。     

楚郢都探索的新线索

本文通过对崇源铜器群的分析,认为该铜器群可能出自荆门市沙洋县十里铺镇的白玉冢,其墓主等级为上大夫且与楚王关系密切,铜器群年代为战国早期晚段。荆州区马山镇蔡桥村发现的蔡桥台基遗址群,年代早于纪南城。清华简《楚居》所述历代楚君的居处,多达14个,唯独不见戚郢,似乎表明戚郢的出现不得早于《楚居》成篇之时。有可能戚郢的出现在鄩郢之后。戚郢有可能位于目前多数学者认定的秦将白起所拔的楚都纪南城之内。那么,纪南城的始建年代就不会早于楚肃王时期,也不会晚于楚宣王早期,废弃年代则为公元前278年,而江陵蔡台基址群,也有可能是早于戚郢的鄩郢。春秋时期的楚郢都,在宜城楚皇城附近可能性较大。     

辽阳地区出土的两件西汉刻铭铜器浅议

辽阳博物馆收藏有两件1988年出土于辽阳市太子河区东京陵乡石嘴山汉墓中的西汉刻铭铜器,其中的铜魁应为铜承盘,与同墓出土的铜熏炉是一组器物。两件铜器所刻铭文为研究汉代计量提供了实物资料,也反映了汉代辽阳地区与内地的经济交往。     

城固出土5件商代青铜兽面饰的无损分析及初步研究

为对陕西城固出土的青铜兽面饰的保护修复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进一步揭示其所蕴含的制作技术和相关考古学信息,采用X光探伤仪、超景深显微镜、X荧光能谱仪及显微共聚焦激光拉曼光谱仪对5件商代青铜兽面饰进行了无损分析,分析结果显示,2件为锡青铜,3件为铅锡青铜,兽面饰表面铜锈以孔雀石CuCO₃·Cu(OH)₂为主,局部见赤铁矿Fe₂O₃、纤铁矿γ-FeOOH和钙质层CaCO₃。分析结果为这组青铜兽面饰的保护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根据检测结果,对兽面的铸造工艺、补铸痕迹、铜料配比、小孔的制作工艺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并与殷墟及老牛坡出土同类型器物进行了类比,从而得出了这一地区兽面饰的工艺、风格与该地区铜器整体风格一致的结论,为从材料与工艺层面认知“城洋铜器群”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