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番匊生鼎

北京师范大学文物博物馆收藏有一只原断为商代的青铜圆鼎,但笔者认为,其应与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番匊生壶属同一套青铜礼器,是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应更其名曰"番匊生鼎",具体考察其年代,应可定为厉王世。     

正定隆兴寺藏唐代生台

正定隆兴寺藏有一件青石雕刻的唐代生台,其铭文中有明确的纪年和器物名称,虽已残缺,但因存世者极少,仍不失为研究生台这类佛教器物不可多得的重要实物。     

《奥古斯都功德碑》译注

《奥古斯都功德碑》为罗马元首制创立者奥古斯都生前留下的自述,所及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是研究罗马共和与帝制转型期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该碑自发现以来,国外学界已有多种校勘本问世。兹特综合各家校勘,从古典语文逐译该铭文,并根据最新研究成果予以注释,为国内古典学研究提供较为可靠的文本。     

毓祖丁卣铭文与古代"归福"礼

毓祖丁卣铭文中的"廙"是地名;"归福"是古代的一种祭祀礼,是指把祭祀用过的酒和肉拿回来敬献给君主;"嫠"通釐,是福的意思。     

登封告成春秋郑国贵族墓研究

河南登封市告成镇友掘出土5座春秋时期贵族墓葬,其中2座墓内出土的青铜器铸有铭文,它不仅对该墓葬群时代断定、对墓主人的身份以及春秋时期郑国历史的了解有较大帮助,而且依据史料进行观察与研究后.认为该墓葬群可能与郑国初期公叔段的墓葬群有关。     

东汉临为父作封刻石考述

临为父作封刻石刻于东汉延熹六年（163）,清宣统元年（1909）由罗正钧收入山东图书馆（今山东省图书馆）附设的金石保存所,新中国成立后转交山东省博物馆（今山东博物馆）收藏至今。该刻石为东汉著名碑刻,被诸多金石研究者所重视,但仔细对比原石、拓片,发现以往著录多对其铭文释读不全或误释,或囿于仅见拓本未见原石而对刻石的定性不一。在对刻铭文字进行隶定的基础上,据其形制及铭文内容,可认为该石非墓中石刻,应为墓上祠堂建筑刻石。     

几例罕见的复合铜礼器

复合铜礼器是将不同功能的器物搭配组合成一套,如壶与觯、卣与觯、卣与觚、鼎与俎等,与目前学界所理解的"一器多用"涵义有所区别,体现在其各部件的功能,一定是既有关联,又有差别。复合铜器主要出土于豫陕地区,山西、湖北、安徽等地也能见到。在搜集的10件器物中,除2件为商代晚期安阳出土,其余也都或多或少受到商人的影响。复合铜器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内藏玄机。将器盖稍加改动,就变成饮酒的杯子或者切肉的俎案,这种理念上的创新,与今天设计思想中的all-in-one,即一体化、多功能有异曲同工之处。从形制特点、使用方式以及社会背景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复合铜器尽管设计奇巧,使用便利,但仍然不被社会广泛接受,这是其数量稀少的主要原因。     

上马墓地M13铜器群研究

春秋中期,青铜器风格发生了一次较大的转变。本文将这一阶段的代表性铜器墓——上马墓地M13独立讨论,通过分析墓中出土34件青铜礼乐器的形制、纹饰及组合特征,结合相关资料,进一步细致明确地论证该墓年代在春秋中晚期。在此基础上观察到春秋中期的铜器在器类、形制、纹饰、工艺、区域特征这些方面都发生了改变,也有助于理解从春秋早期统一风格到晚期列国风格的转变。     

“中山三器”代表的文化同化

“中山三器”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三件代表性青铜器,分别为中山王舋鼎、中山王方壶、中山妾次圆壶。“中山三器”的器型构造独具艺术特征,既带有中原审美的特点,又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民族融合之特征。其上的长篇铭文,承载了中原的儒学思想与天道观念。“中山三器”的器物特征及其所刻铭文反映了鲜虞白狄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产生的同化,代表了北地民族与中原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堪称我国青铜器珍宝。     

石家庄肖家营汉墓M2出土五凤元年铜带钩初探

河北石家庄肖家营汉墓M2出土一件纪年为五凤元年的铭文铜带钩,殊为珍贵。文章将该铜带钩的制作年代判定为西汉宣帝（前57）时期,使用年代判定为西汉宣帝至东汉明帝时期;随后对铜带钩的铭文进行补释,并在此基础上对铭文中的“辟邪”“辟兵”“除殃”等思想观念进行深入解读;最后,通过对铜带钩羽人、兽面纹饰的解读,对铜带钩性质做进一步判断,认为墓主人佩戴此带钩,具有强烈的长生不死、辟邪除殃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