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妇女与苗栗地区蚕业之发展

台湾蚕业可说是滥觞于明郑,清康熙年间为台湾蚕业之发端,刘铭传时代则为台湾蚕业推动之开始,但是企业性之展开,则为日据以后的事。本所谓的蚕业基本上包含制种、养蚕以至于缫丝业的发展,后则属于纺织业的一部分。台湾因受气候因素等影响,使得蚕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日据时期,当局将蚕丝业带上了企业经营。蚕区分布以台北区和新竹区为主,而后即以大湖为中心,而台湾的缫丝工业,始于1914年,最早的缫丝工厂是台湾蚕业株式会社,首先为脚踏缫丝,1921年前后是属于脚踏缫丝工厂期,之后才有机械缫丝。     

存储、流通与信用:贸易周转中的民国上海堆栈业发展(1912-1937)

随着上海在中外贸易体系中的地位逐渐增长,堆栈业在贸易周转中亦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堆栈业自身在货物存储、交易流通以及抵押借款等功能不断完善的同时,还在降低交易成本、调节市场供需、安定物价、提高货物流通速度与资金周转率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与此同时,由于受传统市场习惯的影响,堆栈业的栈单信用兼具对人信用与对物信用双重特征,形成了与西方堆栈业略显不同的栈单信用制度.但由于栈单的法律定位不清,行业规范不尽完善,导致近代上海堆栈业未能像西方一样,成功地成长为独立的信用机关.信用功能得不到充分发展,成为窒碍近代上海堆栈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历史上管涔山地区的牧马业

历史上的管涔山以其丰富的水草和高寒的气候成为宜牧地区。从先秦开始,有关记载便出现在各种史料当中。到了唐朝,三处监牧的设置更使得此地成为受人注目的区域。就是安禄山和李克用,也都垂涎于该地的监牧。马匹在农耕民族中的使用,既改变着生产力,也改变着人们的心理,同时也产生了马文化。而这种马文化,在唐代尤其突出。如今宁武县境内很多带“马”字的乡村和民俗中对马的重视,均显示着当年牧马业的辉煌。     

南诏时期“善业泥”初探

南诏时期“善业泥”可分为泥佛像、泥塔和梵文咒语泥牌三类,其中泥佛像包括单尊造像和组合造像,从出土位置、造像风格及历史背景来看,其年代应在南诏晚期。根据造像特征、伴出物和文献记载情况,南诏时期的“善业泥”主要受唐代中原地区的影响。同时,南诏出土的部分“善业泥”可能受吐蕃的影响,这或许为探索两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线索。而南诏与东南亚地区的交流,在实物和文献方面都有发现,南诏出土的梵文咒语泥牌可能源于这一区域。在咒语泥牌放置、出土位置、造像题材方面,南诏“善业泥”也形成了一些地方特色,这些地方特色的形成应与南诏晚期佛教的发展密切相关,是南诏国力强盛后自身意识不断提高,进而追求与唐朝同等政治地位的历史背景的反映。     

上海钱庄与钱庄票（上）

一、钱铺·钱桩·钱庄——钱庄溯源 　　钱庄是中国旧式金融机构。在近代银行兴起之前,钱庄在社会经济中曾发挥过不小的作用。钱庄起源于钱铺,钱铺又称“钱肆”,最早见于明正德年间成书的陆粲《庚巳编》卷第二《洞箫记》,文中讲的是苏州人徐鏊遇仙女的故事。徐鏊经营的“解库中失金首饰,美人 (仙女 )指令于城西黄牛坊钱肆中寻之,盗者以易钱若干去矣。”①后徐鏊果然在钱肆中找到失窃的饰物。明嘉靖年间问世的《金瓶梅》一书,其中提到“钱铺”。该书第九十三回,冯金宝对陈敬济说：“昨日听见陈三儿说你在这里开钱铺。”钱铺的出现起…     

清末民初湖南地方市钱

清末民初,湖南流通银两与制钱。大宗交易,悉以银两;零星交易,则以制钱。银两因地域不同而其坪色各异,有库平银,省平银,铅丝银之别。制钱则因铸发时期不同而轻重大小有差异,亦分为典钱、行钱两种。典钱大小一律,官局所铸,俗称平头饷,缴厘捐等用之。行钱则为私钱,形制、质地各不一致,因其在市上流通,又称市钱。湖南地方市钱为一些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钱庄银号、商号店铺、机关团体等私下铸造,以其资产作为保证,并局限于一定区域、范围、时间内流通使用或兑付,凭信誉流通于市。湖南地方市钱对于缓和当时的通货紧张、活跃金融…     

吴中丝绸与民俗

吴地适桑宜蚕,盛产绸缎面料和各色丝线,成为刺绣工艺发展的物质基础,而民风民俗方面的广大社会需求则是刺绣业发展的动因,其实刺绣是民风民俗的直接反映和形像化。     

明清时期畜养业结构的变化

本文主要根据历史文献资料的相关记载对明清时期畜养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初步探讨。总体而言 ,无论是在牧区还是在农区 ,牧马业的地位都呈下降趋势 ,而牛、羊、猪及各种家禽的饲养则逐渐走向繁荣 ,其中牛、羊的放牧在北方较为普遍 ,猪及各种家禽的饲养则以南方为盛。明清时期畜养业结构的这种变化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中明清王朝立国形势和养马政策的变化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和各地贸易联系的加强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智利硝石业的发展与早期现代化

由于智利硝石业具有比较大的"联系效应"和智利政府政策选择得当,从而推动了智利早期现代化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为论证这一观点,本文着重讲述了太平洋战争之后智利硝石业的发展状况,分析了智利硝石业所具有的"联系效应"及其对早期现代化的带动作用,强调了智利政府在选择开发和利用硝石以及保护关税政策方面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对智利硝石业"联系效应"的分析和对智利政府选择正确政策方面的探讨是本文①的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