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张闻天主持的晋陕农村调查

1942年1月至1943年2月张闻天主持的晋陕农村调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时间最久的一次著名调查.与三四十年代其他的农村调查相比,颇具自己的特色.它是在中共中央整风运动的背景下进行的,是张闻天"行动上的整风".其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的政策法令",具有强烈的政策服务性质.调查对象是以典型区域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为指导重点调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具体调查过程中,"不怕麻烦",既注重利用地方党政权力的权威资源,又采取了调查会、个别谈话等有效的调查方法.最后通过分析调查资料,"抽出一般原则",提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等大胆论断,既实现了服务革命政策的目的,又是一种更为深刻的超越.     

关于刘家河商墓与中商阶段北土的简要认识

商周考古工作中,关于商文化的边界问题一直是热点。经过多年研究,关于其东部和南部的发展均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关于商的北土问题却未有进展,现有研究成果也大多认为中商的北界应在滹沱河一带。20世纪70年代,北京平谷刘家河出土一座青铜器墓葬,对于该墓的年代、族属问题曾有过热烈的讨论,多数学者认为其可能为身份显赫的方国首领墓。文章在重新梳理刘家河商墓材料之后,认为在年代上该墓属于中商时期,在墓葬属性上认为该墓主人应为中商时期商王朝外服区的一位统治者,进而推测中商时期商的北土统治区已经到达北京平谷地区。     

张家川“花儿”传承与保护的新思考

张家川“花儿”是我国世界级非遗“花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风格独具特色,成为地域标志性民歌。文章在对张家川“花儿”深入调查基础上,就其传承与保护中由于“城镇化”进程造成的时代挑战和生存困境等问题加以梳理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优化方案。作者认为,活态传承与自我革新、产业转化与旅游产品开发、培育公众文化自觉是改善张家川“花儿”传承与保护困境的未来之路。     

浅析赋存环境对青铜器锈蚀的影响

青铜文物的腐蚀行为与其赋存环境息息相关,赋存环境的差异导致发生的化学反应不同,进而形成各异的锈蚀产物。通过对青铜器锈蚀种类和产生机理的研究,同时分析土壤、水体、人工营造等三种不同赋存环境对青铜器锈蚀的影响,有助于研究文物埋藏地域的环境变迁,也为后期保护修复工作提供参考。     

中国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永春香为例

我国香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永春香文化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长河中作出了自己独特而巨大的贡献。为此,本文拟从对永春香文化的研究着手,简要阐述对于中国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一点思考。     

城市群产业结构与分工的测度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是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科学地测量城市群的产业结构与分工的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针对相似系数法和区位法等传统度量方法的不足,首次提出了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法,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运用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法测度区域产业结构,不仅可以测度两地区产业结构的总体相似程度,而且还能反映地区产业的专业化、比较优势和区域分工的程度,可以定量地测度两地区产业的总体相似性,两地区不同产业的相似性。     

南阳市近年出土的四件春秋有铭铜器

南阳市近年出土了4件有铭青铜器,据相关资料,断定其年代应为春秋晚期。这批青铜器的出土为研究养国、许国特别是楚国的历史、文化、艺术以及楚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

清代江南的疫病救疗 ,国家虽然缺乏制度性建设 ,但因江南社会力量和医疗资源的活跃和充裕反使其内容更见丰富。嘉道以降 ,江南日常救疗设施数量激增 ,并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设施演进。在此过程中 ,国家和官府同社会力量非但未见日趋严重的对立 ,相反出现了更广泛的合作 ,国家和官府具体职权亦未见退缩反而有所扩展。社会力量活跃的意义 ,主要是弥补了官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国家在民生政策方面缺乏制度性规定的缺陷     

论托马斯·杰斐逊权力制约思想的内在逻辑

托马斯·杰斐逊因一生为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民主而闻名于世,权力制约便是其保障人民权利的关键举措。所以他是权力制约思想的重要倡导和设计者,且其权力制约思想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自然权利学说是其前提;人性论与公共权力论是其依据;分权制衡与人民监督反抗是其实施方案;民主共和国是其最终目标。     

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从“假如鲁迅还活着”说起

鲁迅之子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书提到的一个重要政治情节：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参与其中。谈话之间,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吃惊之余,不敢再做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