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历代绘画鉴藏略说 兼议绘画收藏群体的出现对江苏绘画流派产生的影响

江苏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既成的传统文化定势深刻影响了人们的审美观念、收藏观念的确立与形成。这不仅对江苏绘画本身的发生发展、绘画流派的发展产生实质性的重大影响,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强烈的绘画收藏需求,从而不间断地产生了收藏。     

一代俊才 煜煜风采——元代柯九思的鉴藏生涯

柯九思(1290-1343年),字敬仲,号丹丘生、五云阁吏,浙江台州人。早年为仕途奔波,“遇文宗皇帝于潜邸,及即位,擢为典瑞院都事,置奎章阁,特授学士院鉴书博士”(1),三年后,被罢官。文宗崩,流寓吴中。晚年出家为道(2),诗文书画终老。他擅长诗词,诗格庄严瑰丽,蔼然有忠厚之风,辑为《丹丘生集》;工行楷,从欧阳书中出,雍容峭劲;     

八大山人、石涛合绘松下高士图真伪考辨

在上海人美出版的《刘海粟美术馆藏品·中国历代书画集》中有一幅署名八大山人、石涛合绘的《松下高士图》(图1),纸本,淡设色,尺寸画册中未标注出。松树、坡石为八大山人风格,用笔粗放、率意、简约,树石均用淡墨勾勒,以浓墨醒笔,取节奏,复勾轮廓线、写松针、点苔,随皴随染,用墨干湿并济,以湿为主;人     

周必大书画鉴藏考述——以“家藏”作品的题跋为核心

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所载题跋多达12卷400余篇,其中有数卷单列为对“家藏御书”和“家藏法帖书画碑刻”的题跋;周另有《跋欧阳修自书诗文稿》和《跋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两件“家藏”题跋的墨迹存世。本文拟将文献记载与作品实物相结合,以周必大对“家藏”作品的题跋为核心,探讨其中所体现的收藏取向和鉴藏理念,作者认为周必大收藏书画更看重其中的文献价值,而非艺术造诣,由此可进一步探讨士人官员的书画收藏及鉴藏家身份的界定问题。     

中国市场古代铜镜拍卖回顾

<正>17世纪玻璃镜传入中国以前^[1],铜镜是占人照容的主要工具,这类寻常日用之物最难传世,民间流通的明以前传世铜镜数量有限。铜镜的收藏历史可追溯至汉代,系统收藏的形成则晚至宋徽宗时期,《宣和博古图》收录铜镜113面,开启了宫廷鉴藏铜镜之始。明中期,古镜成为文人雅玩不可或缺之物,且形成了以文人审美为主流的品评标准^[2]。清代乾隆朝承续北宋铜镜鉴藏余韵编撰的《西清古鉴》,是中国历史上的首部铜镜鉴藏专书。20世纪铜镜的研究与收藏"两头热中间冷",民国时期和90年代参与者众,90年代后期随着文物拍卖在中国大陆兴起,铜镜逐渐被更多的人所认知,成为一个收藏门类。     

从邓文原书迹看元初书画鉴藏活动

邓文原与赵孟頫、鲜于枢并称为“元初三家”,在元初这一时期,书画鉴藏活动丰富活跃,展现了元初书风取向的明显特征。文章从邓文原的视角出发,从他与赵孟頫、鲜于枢、袁桷的书画交往,试图更为清晰地了解元初书法的发展状态,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其书风及历程。     

以《书兰亭诗并后序》为例看明清时期法书鉴藏的错判与书史想象北大核心CSSCI

故宫博物院藏《书兰亭诗并后序》行书卷,被明清诸多鉴藏名家视作柳公权的代表书迹,但却被当代古书画学者判定为伪作。本文试图从这一明清鉴藏家群体性错判个案入手,分析明清私人鉴藏家的书史观念是如何建构的?他们在当时的鉴藏条件和文化语境下对柳公权书法面貌的认识是否渗入了臆想与重构?探讨众多著名鉴藏家出现群体性错判的深层原因。     

隋无名氏《出师颂》

本文抄录了法书《出师颂》原文,认看了作品之题跋、鉴藏印记,梳理了历代关于《出师颂》的著录,指出《出师颂》原有宣和、绍兴二本,并在按语中对其进行了简要考证。     

地理空间与信息传递——宋末元初杭州城内书画藏品的递藏

宋元之际，杭州（南宋称“临安”）的城市空间结构突破了唐代坊和市的界限，官署、民居杂然散布于市巷之间，数条水路贯通全城，空间的通畅对这一时期的人际交往、商品流通及信息交流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从“地理空间”和“信息传递”切入，通过对宋末元初杭州城鉴藏群体的交游与住宅分布的考察，发现其居住的官署、私宅位置皆相邻近，居住区的邻近加速了藏品信息的传递，鉴藏家凭借自身的文化、社会资本以及地域优势汇集了大量的藏品信息，并通过频繁拜访和雅集达成信息的流通，形成了区隔于此区域之外人群的信息与交易网络，由此藏品得以在杭州城这一区域内快速流动。     

南京博物院藏王时敏信札十一通考释

南京博物院藏王时敏信札十一通，分别为致钱增八通、致王鉴二通、致王闻炳一通，内容丰富，涉及家事生活、为官文化、鉴藏交游、子孙学业等方面，可以重构王时敏在明末为官和生活的真实情况及其心理变化等，是研究王时敏行迹的重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