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蜀文化遗物中的眼形及眼形器初探

所谓早蜀文化,在考古学上是指分布在成都平原,其中心区域在成都广汉一带,考古学年代分期上指从三星堆遗址二期至成都十二桥文化,已发掘的遗存以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两处遗址出土物最为丰富。也最负盛名,几乎囊括了蜀文化的所有物质精华。这两处遗址出     

古建屋脊上的兽件

正吻 明、清建筑屋顶正脊两端的装饰件,龙头形,龙口大开,咬住正脊;系釉陶或琉璃制品。正吻又叫大吻。我国古建的脊饰,最早见于汉代石阙、石祠及明器上,多为用瓦当头堆砌的翘起的形状;最重要的建筑则流行以凤凰(朱雀、孔雀)为正脊的脊饰。至南北朝以后,被鸱尾所取代。宋元时期又出现鸱吻,同时又出现龙吻。明以后多用龙     

杭州新出南宋金牌、金铤考叙——兼谈南宋时期黄金的货币化程度问题（二）

南宋时具有货币性质的黄金除牌、铤这两种形式外,文献中还提到马蹄金、沙金、橄榄金、瓜子金、麦子金、胯子金、叶子金等。此外,金钱也曾有出土。然而,这一时期黄金的货币化究竟到达了什么程度,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以日本学者加藤繁为代表,他在《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一书中确认了黄金的货币地位;另一是以彭信威先生为代表,他在《中国货币史》中则明确指出“黄会在宋代不能算是真正的货币”。     

“同偕到老”鞋花及鞋俗的文化探析

鞋花属于鞋饰,是供人绣制鞋花的底样。它大多有绘样和剪纸样两种形式,是研究传统鞋饰和鞋俗的重要资料。笔者近年在湖北农村进行民俗采风时,收集到不少有趣的民间鞋花图案,“同偕到老”主题鞋花便是其中之一。     

隋唐命妇冠饰初探——兼谈萧后冠饰各构件定名问题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唐代以前有关命妇礼冠的记载,缺少足够的完整文物与图像资料。不过,类似文物的出土与发现,最近几年开始增多,尤其隋炀帝萧皇后冠的完整出土与修复、复原,为人们提供了又一例隋唐命妇冠饰实证。对照研究历史文献与包括此冠在内的出土实物,可对隋唐时代命妇冠饰历史发展源流,作出更为具体的考证,如传世文献中语焉不详的宝钿、花树、蔽髻等究竟外形如何,博鬓、钿钗等的发展演变,并可对萧后冠饰本身的主要构件定名、形态及组合方式作进一步推测。     

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

The Tibetan Kingdom rose i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in the 7th century as a mighty minority regime under the Tang Dynasty of China.Tibetan gold and silver wares were recorded in Tang literal documents and enjoyed a great fame throughout the world for their distinctive and exquisite form.But their samples were seldom discovered for a long time.Based on a study of the Tibetan gold and silver articles recently unearthed from Tibetan tombs i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nd known from collections abroad,the...     

2021年托里县引水管线涉及墓葬考古发掘简报

2021年4至5月,为配合基本建设,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托里县引水工程管线施工区发掘古墓葬36座、祭祀遗迹1处。墓葬封堆以石堆为主,墓室多数为竖穴土坑和竖穴土坑石棺,葬俗有土葬与火葬等。这不仅填补了塔城地区历史文化的诸多空白,也为探讨准噶尔盆地西缘人群和文化的变迁与演变提供了珍贵材料。     

辽耶律羽之墓"海东青"饰片的定名问题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鎏金铜饰片上的禽鸟以往多被认为是"海东青"的形象, 本文通过与出土辽代石棺上四神题材图案的比较,认为铜饰片上所表现的应是四神中的朱雀。     

汉墓出土镶棺铜璧形饰研究

本文根据考古材料将汉墓出土的镶棺铜璧形饰分为两类。第一类铜璧形饰孔径较大,年代为西汉至东汉初,分布较广,其性质与镶棺头挡玉璧相似,意旨是引导墓主人灵魂升天;第二类铜璧形饰孔径较小,年代为东汉中晚期,主要分布于重庆巫山一带,是巫山工匠在第一类铜璧形饰基础上改造创新而形成的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圆形铜牌饰,其性质有引魂升天之意,亦有表现仙境场景。随着东汉墓葬结构及用玉方式的转变,第一类铜璧形饰衰退与消亡,出现了更多装饰于棺头挡悬璧图、十字双弦穿璧图、龙穿璧图。     

晚期巴蜀文化的地区之别——以四川盆地战国时期铜璜形饰为中心的考察

四川盆地战国至西汉初期墓葬出土的铜璜形饰与其他地区表现出大体同步的发展趋势。借鉴了广义中原文化体系中的铜璜形饰,但加上具有地区性特点的纹饰,甚至其形制亦被纳入巴蜀符号体系,使得四川盆地已发现的多数铜璜形饰都可以归入巴蜀系铜器范畴。这充分体现了巴蜀地区在物质文化交流上的超强吸纳与融合能力。因地理环境及对外交流上具有不同特点,成都平原和渝东地区在铜璜形饰的使用种类上也存在一定差异。西汉中晚期以后铜两头动物形饰的流行区域仅限于渝东区域,再一次说明了两地在丧葬习俗和文化发展特点上的差异始终存在,这也是巴蜀文化地区差异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