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方志的“续修”与“重修”

历史不外乎世代的交替，方志作为记述地方各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每隔一段时间必须续修，才能保证各地历史记载的延续性，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如何续修方志，尚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这里仅就历史上方志的“续修”与“重修”的一些问题略作阐述，以供今天续志借鉴参考，不当之处尚祈方家不吝赐教。     

论日本集团意识的社会历史根源

集团意识(团体主义、家族主义)是日本社会意识的重要特色。它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及民族文化的形成有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全面地、系统地研究和探索日本集团意识产生、存在的根源和基础,对于我们加深对日本社会的了解,进一步加强和稳定中日友好关系、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拟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岭下村来了不穿军装的宣讲员

“中用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开启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具有不可磨灭的里程碑意义。”前不久,刚刚参加宁波市北仑区委宣传部关于学习和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培训班回来的林云存,就在北仑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柴桥分会学习会上,进行了热情宣讲。     

百年老校的红色情怀——记江苏省常熟市涂市中心小学

徐市处于江苏省常熟东乡,抗日战争时期,因其在苏常太抗日游击根据地中的突出地位,被抗日军民称为“小延安”。徐市涌现出一批革命志士,当年的徐市小学教师也积极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洪流之中。时过境迁,如今的校园早已旧貌变新颜,但徐小师生不曾忘却那段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     

党的“三大”与统一战线

今年6月是中国共产党第三7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党的“三大”因党制定并实施统一战线政策而载人党的史册。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实现自身团结、争取联合扩大同盟军的战略和策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把统一战线作为党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三大法宝”之一。     

“司令”还是带“员”好

1938年11月,彭雪枫担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他带头发扬红军时期的优良作风,与战士们吃一样的饭菜,领一样的津贴,在工作和生活中不搞特殊化。一段时间后,彭雪枫发现一些,人常叫他“司令”,心里感到有些别扭。后来叫他“司令”的人越来越多,他觉得有必要正视这个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农村与农民——以农民赋役与灾荒为研究视角

抗战胜利后,由于既受国民党政府过度赋役等重压,又受水、旱、蝗、疫等天灾连续侵袭,国统区本在抗战期间就艰难支撑的脆弱农村经济更加衰败,濒临破产。农民生活每况愈下,十分艰难,尤其遇到灾荒年份,欲求生存而不得。面对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疾苦,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政府当局和一些看到农村危机状况的中间知识群体,试图寻找解决农村与农民问题的方案,但均因未能从根本上着手找到通路,其办法多流于形式。国民党政府不恤民间疾苦,只知为进行内战而榨取农民,失去了民心,也就注定了其失败的结局。     

北京魏晋墓葬所见北方草原文化因素

北京已发现具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墓葬十余处,年代集中于魏晋时期。通过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系统分析,将其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分为汉文化因素、匈奴文化因素和鲜卑文化因素三类。进而通过对各墓所含文化因素的内容和数量的统计将其分为四组,四组墓葬的墓主中可能有汉晋时期迁徙塞内的鲜卑部众,也有早期加入鲜卑军事联盟的匈奴遗众。他们徙居幽州塞内长期与汉杂处,除少数人还保持着鲜卑葬俗,其余大多已接受并认同了汉地文化,仅在日常生活层面留有草原文化的印记。北京魏晋墓葬中草原文化因素的形成及特点,当与这一时期北京所处的沟通中原与草原的枢纽地位有密切关联。     

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新的飞跃之间的辩证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个划时代飞跃的重大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作为前提和基础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扬。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价值：一是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突出核心意识;二是重视理论强党,加强理论武装;三是运用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     

一本重要的西汉政治地理研究著作——《西汉侯国地理（修订本）》评介

《西汉侯国地理（修订本）》在充分整理、吸收、辨别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西汉侯国地理问题展开了全面的探讨。该书重视对侯国地望和沿革的细致考证和梳理,强调对侯国地理分布特征的归纳,同时将侯国问题置于宏大的政治史背景下进行理解,得出了一系列新认识,是有关西汉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