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皇城台石雕的几点认识

本文对石峁遗址发现的石雕进行了讨论,辨析了石峁石雕上的几例虎纹;讨论了石雕上的虎食人图案及其与商周时期同类纹饰的内涵。认为石峁石雕上纹样的幅面巨大,是具有公众性的一类纹饰,与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小型私人化的玉雕内涵不同,同时认为石雕上纹样与青铜器上所见的兽面纹有直接的发展关系,是铜器兽面纹的直接来源。     

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发掘简报

韩家圪旦地点位于陕西神木石峁城址内城中部偏东的一处东西向"舌形"山峁,与皇城台隔沟相望,是一处重要的居址与墓葬交错分布区域。2014年陕西省考古院等对其进行发掘,资料表明,韩家圪旦地点先后承担过居址和墓地两种聚落功能。该地点早期为居址,房屋以高低错落的窑洞为主要建筑形式;晚期成为墓地,墓葬形制包括竖穴土坑墓、石棺墓和偏洞室墓,尤以竖穴土坑墓居多。个别墓葬规模较大。虽多遭盗掘,但劫后余留有零星重要随葬品。结合与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隔沟相望的特殊地理位置,这些现象暗示着韩家圪旦地点是一处重要的贵族墓地。     

陕西佳县石摞摞山遗址龙山遗存发掘简报

石摞摞山遗址,位于陕西省佳县的一座名为石摞摞山及其附近区域,距离黄河约15公里,2003年7~10月对此遗址做了考古发掘。本次工作揭露遗址面积约900平方米,清理灰坑、窖穴93座、房址18座、陶窑1座,以及用石块包崖镶坡所筑的内外城墙、宽大的护城壕和保存较好的石砌护坡等遗迹;出土陶器、石玉器、骨器等遗物200多件。这些发现,为认识石摞摞山遗址的文化内涵和特征,为了解陕北及相邻地区的龙山时代及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以及陕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序列等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科学资料。     

陕西石峁遗址后阳湾地点出土动物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

本文通过热电离质谱分析方法对石峁遗址后阳湾地点出土的猪、黄牛和绵羊等动物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进行了测定。研究结果表明,6个猪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的标准偏差小于其他动物,其平均值是0.711185,将该平均值加或减2倍标准偏差得到石峁遗址当地的锶同位素比值范围在0.711303~0.711067之间。根据遗址当地的锶同位素比值范围可以推测在我们所测定的样品中,仅有1只绵羊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在当地锶同位素比值范围以外,据此推测这只羊可能不是在当地出生的;其他黄牛和绵羊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在当地锶同位素比值范围之内,推测它们可能是在遗址当地饲养的。     

左江花山岩画颜料合成及其机理早期分析研究

1985年广西地质调查院(原广西地质研究所)的专家对左江花山岩画颜料进行了分析研究,实验表明花山岩画颜料层表层为以赤铁矿为主的红色薄膜层,紧连着的则是水草酸钙石层,之下才是崖壁面(碳酸钙石)。颜料层的组成成分除主要的含铁矿外,还含有铝、硅及镁、钙等。由此推测,当年古代先民在制备岩画颜料时,在混有铁矿粉和粘合剂(动物胶或植物胶)的混合浆液中,还特别加入了含大量草酸的植物浆汁。当这些混合有草酸的含铁粘性浆液涂在崖壁上后,因草酸的酸性远比碳酸强很多,其中的草酸根便夺取碳酸钙中的钙,取代其位置而变成水草酸钙石,紧紧附着崖壁面上,其中的铁质则被还原变为赤铁矿,粘附及混杂在水草钙石层上。提出这就是左江岩画颜料能经历千年风雨侵蚀仍不脱落保留至今的原因。     

墓地

世界的公墓,是人类可观的精神、文化的财富。国度、人种不同,哀悼、怀想逝者却是一致的。贵阳新公墓,从海天园始,思亲园、福寿园、宝福山、凤凰山、聚德园、红枫园接踵而至。公墓绿化到位,建筑风格各异,塔林式、园林式、人文景观式、文化艺术式……贵阳人扫墓的风俗不一,清明时节人最甚,春节前后、逝者祭日,前去供奉、凭吊者也络绎不绝。墓地是人最后的归宿,它向世人讲述着不同的生命故事;墓地,     

隋代李静训墓研究——兼论唐以前房形石葬具的使用背景

本文从隋代李静训墓墓主及其家族的社会关系和地位、宗教信仰等状况入手,考察历史情境、墓主身份以及丧事主办者的意愿与情感,对墓葬的位置、形制、葬具和随葬品的影响。为探究该墓葬具形制的使用原因和意义,文章亦对唐以前房形石葬具的流变和使用背景进行了分析。     

四川汉源县商周遗址卵石堆积与石煮法

四川汉源县大渡河两岸已发现的麻家山遗址、麦坪村遗址、姜家屋基遗址、桃坪墓地、市荣墓地等商周时期遗址内,均出现了卵石堆积遗迹。这些卵石多数破裂,伴随有大量炭屑,有的卵石坑壁被高温烧结。根据民族学资料和国外关于石煮法的研究成果,可知这些卵石堆积遗迹并非"祭祀坑",而是当时人们利用石煮法对食物进行烹饪时留下的遗迹。     

又到赏荷季 重庆最清心的荷塘美色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塘美景,虽红绿相衬,却艳而不俗,如一缕清风,吹散夏日积蓄在人们心中的燥热。在赏荷的季节里,山城的荷花竞相盛放,是最清心养眼的一道风景。     

三至六世纪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南朝铜器的科技考古研究

西亚地区的响铜技术何时传入中国及东亚列国,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经对江苏句容、江都及南京出土的南朝铜器作科技考古研究,发现最迟在南朝刘宋元嘉年间,来自西亚的新型的响铜技术已经在中国南北方地区立足,此后可能相继传入韩国（百济）,并进而到达日本地区。过去,响铜及黄铜（输石）技术的考古学研究作为相对独立的领域在日本受到重视．但中国考古界则鲜有研究。新发现的这批南朝响铜器及黄铜制品时研究3-6世纪时期东西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响铜和黄铜（输石）工艺的传播乃至更广泛的文化交流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