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变脸了

在重庆的每一天,都会有一种晕眩的感觉,老觉得自己处在一片“森林里”,太多的桥墩,太多的高楼大厦,都像是一棵棵树。有时,突然发觉,自己正站在几十层高楼的最顶上,同时,也站在几十层高楼的最底下。由大都会广场、万豪国际金融中心、重庆国贸中心、帝都广场、重庆世贸中心、重庆国际商务中心、纽约·纽约等摩天建筑群构成的重庆解放碑是一个迷人的地方。它是重庆的城市眼和商业文明橱窗:往下看是美女与棒棒同行的重庆,往中间看像香港,往天空看像纽约,有人引用建筑设计师埃利克森先生在解放碑的观后感:“真像纽约曼哈顿”。“几乎就在一夜之间,我们发现自己仿佛已经置身于一个异乡之城,那些恍如老照片中静默的风景眨眼间就被摩天楼、悄然划过城市上空的轻轨、纵横交错的立交桥、城市边缘的豪华别墅所取代。”一个重庆朋友如此感慨。     

重庆江湖男人

重庆一向以盛产美女著称,在外地客眼中,似乎每一扇窗口的后面都应该有一个美女,而实际的状况是,每一扇窗口的后面除了有一个美女,还有一个帅哥。     

近代上海外汇市场发展述略(1843-1937)

上海外汇市场是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应运而生的,而其发展亦随着贸易的渐趋发达而日益成熟.从上海开埠到抗战爆发,上海外汇市场从萌芽到形成、发展,经历了长达近一个世纪.到20世纪20年代末,外汇市场的交易以及运作仍主要是由外商洋行、银行操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华资银行开始涉及外汇业务,外商银行独霸的局面始得改观.30年代初,政府更多介入金融业的管理,随之而来的金贵银贱、白银风潮等金融动荡,使得国民政府通过中中交三行,颁行禁止外汇投机等法令,直接间接介入上海汇市的管理.而法币改革后,中国的货币制度改为外汇汇兑本位,控制汇市达到货币政策的正常运行,变得格外重要,这一时期,政府逐渐施行外汇市场的直接管理.     

1943年4月21日：蒋介石在花溪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午,时任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兼“中、美、英盟军”中国战区司令统帅的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随后来到花溪。     

从银行立法看30年代国民政府与沪银行业关系

20世纪30年代,围绕<银行法>、<银行收益税法>和<兑换券发行税法>、<储蓄银行法>等有关银行法规的颁行,南京国民政府与上海银行业之间进行了一系列交涉,这不仅从一个特殊角度体现了国民政府金融统制政策的形成,揭示上海金融业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客观上也表明这一时期金融市场的运作、金融业务的开展乃至金融体系的构架,都不能离开法制手段.     

如何评判抗战期间中苏关系中的是与非——论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

评判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是与非的标准。仅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显然是不够的。抗战期间困扰中苏关系的主要因素是中苏两国的利益冲突,其中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严重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主义。国民政府处理中苏关系的决定因素,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主权。     

基于高速公路货流数据的重庆市区县关联网络格局研究

流空间背景下的城市与区域网络研究是当前国内外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前沿与热点领域。国外研究多采用信息流、航空流作为研究城市与区域网络的主要手段。探索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城市与区域关联网络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高速公路货流数据拟合重庆区县关联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分析关联网络结构。研究表明:①传统的"一圈两翼"结构逐渐向"双核"结构演化,空间结构面临重组;②主城区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为渝西方向;③横向水平联系的分布具有指向性。     

基于游憩者感知的重庆都市区游憩空间品质评价

以重庆都市区城市游憩空间系统为例,将凯文·林奇的5类城市意象要素进行细分,并转换为地点场所-具体的游憩空间,以访谈与问卷相结合的调查方式,运用统计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以及SPSS软件,从印象程度、品质较好和品质较差这三个方面对游憩空间进行定量评价研究,制成城市游憩空间评价指数的象限分布图,以了解游憩者印象与游憩空间品质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为重庆城市游憩空间的规划设计与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1949年国民政府金融的最后一搏——银元券发行述评

国民政府从发行法币到金圆券而银元券,呈一下降曲线,显示出行政控制经济、操纵货币发行的弱化趋势。通过对银元券的发行背景、出台过程以及失败原因的系统分析,探究其内在实质,从而认识到纸币的发行必须遵守经济规律,超经济手段的滥用只会自食其果。银元券最终成为国民党在经济、金融领域彻底失败,无奈地逃离大陆的历史见证。     

四川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和战时四川发展

四川人民在八年抗日御辱的浴血奋战中,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 抗战八年,我们四川虽未直接遭受日寇的占领,但也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和生与死的考验。四川人民竭尽全力参加了全民族的抗战。开战伊始,四川人民即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战时西迁的国民政府和数以百万计的战争难民。自抗战爆发到1938年7月,仅四川民生公司轮船承运入川的公务人员、难民、学生和伤兵就达16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