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三镇统一建市八十周年

北伐军1926年10月光复武汉三镇以后,武汉成为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中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决定,将以前各有隶属、各自为政的武汉三镇统一建制并确定为国民政府的国都,为武汉城市的发展、中国城市市政的组织和建设及全国革命洪流的滚滚向前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南京政府师范教育法规对湖南师范教育的影响

1928—1937年是中华民国迅速发展时期,国民文化素质已然成为民族崛兴的最大阻碍,而师范教育的发展则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中央政府出台一定的法规和措施以促进师范教育发展,湖南省师范教育也受中央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民国女特使刘曼卿不畏艰险万里赴藏

1929年7月至1930年7月,国民政府派出能说一口流利藏语的女特使刘曼卿进入西藏。刘曼卿此次西藏之行用时一年,期间的经历惊心动魄、曲折离奇。她得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盛情接待,并为加强汉藏民族的团结做了大量工作。刘曼卿究竟何许人也,为何能说一口流利藏语,她是怎样成为国民政府赴藏特使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救侨政策再检讨 ——以张天爵报告为考察起点

论文在梳理了1941—1942年紧急救侨工作概况的基础上,通过对时任广东侨务处处长张天爵的一份调查报告的解读,从政策学的角度分析了抗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救侨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如信息发布滞后或不达;各地侨务局执行能力不足;国民政府机构权力交叉,责权不清,执行不力;国民政府侨务工作态度暧昧等。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的热情及其对祖国的支援,促使国民党对海外华侨给予重视,救侨政策在此背景下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在政策学上,公共政策不仅是一个决定,更是政府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活动,研究中需要对其进行全面并且连续的考察。     

重庆直辖市建置溯源——兼析巴蜀地域差异

重庆直辖市正式始置于１９３９年,而与今管辖地域相当的最早一级行政区划却是南朝齐建元二年设置的巴州。由于直辖市面积约占川东平行岭谷的８０％左右,从地形上看将其单独设市应是可行的。随着明清近代川东经济的崛起,打破了历来川东盆西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而“巴有将,蜀有相”,巴蜀文化风格不同。巴人“少文学”,勇猛善战,喜巴渝舞和竹枝歌,形成独特的“巴渝文化”。以上四点原因,正是今日设置直辖市的历史根据。     

古代重庆主城城址位置、范围、城门变迁考——兼论考古学材料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的运用方式

考证认为先秦的巴子江州城应该在今渝中半岛,秦张仪所筑江州城相沿巴子江州城,西汉相承,东汉曾一度迁到江北嘴一带,后称为北府城,故将渝中半岛的旧城称为南城,可能是在东汉末年江州城还迁南城。三国以前的江州城大小范围难以确定,但三国李严所筑的城围16里,应该在今大小梁子下半城从朝天嘴到南纪门间,城围大约在6640米左右,里面有郡城、县城、仓城三个小城,总共面积在3.5平方公里左右。宋代彭大雅所筑城范围与后来明洪武戴鼎所筑城相当,城围大约在7000米左右,城内面积约4平方公里,南北已经面临长江、嘉陵江一线,形成东门薰风门、西门镇西门、南门太平门、北门千斯门四个开门,今临江门、校场口、南纪门一线以西可能最初并不在城墙内,宋镇西门应该在这个线上。但明洪武以后的城墙要比彭大雅所筑宋城和明初戴鼎所筑城围长1000多米左右,面积约5平方公里,可能与明洪武以后的历次增修拓展有关。宋代渝州城可能仍是夯土城,故才记载戴鼎"因旧址筑石城",故发现的西水门到朝天门的城墙,高处应该为清代城墙,包裹的城墙应该是明洪武初包裹宋代夯土形成的明初石墙。三国李严大城至少有两个城门,宋代重庆城门四开门,闭门多少待考,闭门只留有洪崖门之名。明清以后城门九开八闭共十七门,城门名称变化较少,只是明代将人和门称仁和门,太安门称为大安门、金紫门称为金子门、西水门称为福兴门、储奇门称为出奇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要重视考古材料,但要认识到考古学材料的局限,尽可能尽全空间点,更要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认知考古材料。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及其成效

本文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和外交部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财政厅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重庆档案馆编四联总处史料集、民国报刊杂志等原始史料为依据,考察了国民政府管控侨汇的机构、政策、流向变迁历程及其成效。认为战时侨汇是外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金融抗战和军事国防联动布局的关键物资,国民政府对侨汇管控有其金融抗战和国防战略部署的双重需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存在着复杂的政策调整和隶属机构的变迁,这些措施增加了海外侨汇流入祖国。四联总处、财政部、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对战时侨汇管控做出重要贡献。文中1940—1945年度中国银行经收美元和英镑外币侨汇数额的统计图,填补了战时侨汇本币和外币统计数据欠缺的空白。     

国民政府时期的西藏驻京代表“堪准洛松”

"堪准洛松"驻京制度始于清代,但民国时期其主要职能已由清代的文化、宗教性转变为政治性。作者充分发掘相关档案材料,在讨论"堪准洛松"制度形成的历史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国民政府时期的"堪准洛松"的任职及政治活动,其在当时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职能转变的原因。     

孔祥熙的最后岁月

孔祥熙（1880—1967）,山西太谷人。190f年赴美留学,攻读经济学。1907年回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兼工商部长、实业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行政院院长等职。期间推行币制改革,并以国民政府特使名义出访英、意、法、比、美等国。1947年前往美国,1962年去台湾,曾任“总统府”资政。1967年8月病逝于纽约。[编者按]     

孙科二夫人的玫瑰别墅案

蓝妮,1912年7月2日出生于澳门,7岁时随家人迁居上海。1935年,蓝妮结识了孙中山先生之子、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孙科不顾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蓝妮凭借孙科眷属的特殊身份,周旋于汪伪政府上层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等大汉奸之间,在上流社会中名声更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