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中迁都之议研究的几个问题

北伐战争中的迁都之议.始于1926年8月22日在长沙召开的特别联席会议;蒋介石在1926年10月前没有提出迁都武汉的动议.而只是要求国民政府选派要员赴鄂主政,其动机除针对唐生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外,还有发展国民党党务以巩固北伐成果的考虑;中共对迁都之议的态度,既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也有自主性,直到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才改变反对的立场.     

国民政府对贵州石门坎苗民基督教文化的改造政策

清末英国传教士来贵州石门坎传播基督教、办学校、创苗文、改良习俗,兴办公益事业等,对石门坎苗族社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形成了以石门坎为中心辐射滇川黔边的特殊文化区域。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石门坎异文化引起国民政府(含地方政府)的重视,各级政府多次派人调查和视察此地,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政策对石门坎基督教文化进行改造,通过建立保甲制度和国民党基层党部,开发石门坎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等,推行民族同化政策。     

积重难返——从“行总舞弊案”看战后国民党反腐

1947年被揭露的"行总舞弊案",是战后上海揭露的国民党高官腐败大案之一。在案件的侦办、审理过程中,媒体有大量的跟踪报道,反映出自战后接收腐败问题遭到各方强烈抨击以后,媒体对于腐败案件的关注与日俱增。但是,出于体制性制约等因素的影响,国民党政府对于层出不穷的贪污丑闻总是疲于应对,良策无多,司法处理的过程总是显得颇费周折,最后往往都是在当局大事化小的惯用手法下收场。这种矛盾状况直至国民党垮台都未能有明显改善,它显示出令国民党政府饱受指责的腐败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巨奸陈公博伏法记

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投降后,南京汪伪政权立即解体。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在仓皇之中,于1945年秘密逃往日本。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结束以后,中方代表何应钦即向日方代表提出引渡陈公博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交出了陈公博等一伙汉奸。随即,陈公博等被押解回国,落入法网。     

冯玉祥关于改善小学教科书现状与陈立夫往来函

抗战期间,受大后方物质条件所限,国统区中小学教科书版本芜杂,印制不良,各界人士有关改善教本的呼声颇高,冯玉祥致函教育部长陈立夫要求改善教本即是其中一例。国民政府教育部有鉴于此,乃限令自1943年秋起各级学校开始采用部定统一教本,并指定七大书局组成“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以保证教科书质量。     

S·特朗为密报史蒂尔曼美援调查团情况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函件一组

1948年4月,为了挽救国民党当局的军事、政治危机,美国国会通过梭华法案,向国民政府 提供援助。同年 6月,美国政府派出以树侧杂志编辑史蒂尔曼为首的美援调查团,在国民政府 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委员严家涂、资源委负会副委员长吴兆洪等人陪同下,前往湖南、江西、广东、台湾等地视察并提交报告,以决定对华经济援助的分配。资源委员会对此十分重视,除派员参加外,还通过美籍人士秘密搜集情报,结果其在华南的电厂、煤矿以及台湾糖业公司等企业分 别从美梭中得到了上百万美金的份额。与此同时,美商慎昌洋行出面会同中国银行,与资源委员 会洽谈三家在华合办氯肥厂事宜。但因美方所提条件苛刻,最后未能达咸合作。 这里所选译的史蒂尔曼调查团咸负S·特朗向资源委员会提供相关情报的一组密函,即是上 述历史背景的反映。这组史料也表明美方出子自身利益的考虑,开始将援华重点向华南转移,并 特别加大了对台湾的经济投入。     

二战对中国内陆城市重庆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空前浩劫、巨大损毁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进程,无论对当时或后世的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化和国际关系都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本即拟以位居中国内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为中华民国战时首都的重庆为例,从战前战后的对比研究中来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对重庆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     

从日蒋和谈看日本的诱降政策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当局诱降蒋介石政府的工作几乎没有中断过,甚至在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依然如此。日蒋之间的和谈呈现出阶段性、隐密性及多变性特点,其中,日本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和平”政策的影响特别明显,甚至可以说,日本“和平”政策是日蒋和谈的最主要因素,     

重庆云阳乔家院子遗址唐宋时期遗存

重庆市云阳乔家院子遗址是三峡库区需要抢救发掘的重要遗址之一。本着重报道了该遗址第四次发掘的唐宋时期遗存,其中以唐代瓷器和建筑材料为主。特别是瓷器,其形制与釉色兼具当地和北方地区特色,既反映了当时该地区的制瓷水平,也反映出大一统化面貌下的地区化交流。大量的唐代遗存证明,乔家院子遗址在这个时期是一个较大村落,对于当时的村镇聚落考古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