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游击队述论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经济作战的作用日益突出,日寇封锁我国沿海交通,加紧了对国统区的经济封锁。主要活动于1940年3月——1941年11月期间的国民政府战区经济游击队,对敌施行全面的反经济封锁,牵制并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和物资基础,对国民政府持久抗战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国民政府的经济游击队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珍珠港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对策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持续数年之久的对日孤军作战局面宣告结束。国民政府立即作出反应,当即向日、德、意正式宣战,并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军事同盟,加紧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寻求中国的大国地位。事实表明,国民政府的对策是比较成功的,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因此大为提高。然而,这些成功也是有限的,中国只是取得了名义上的大国地位,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大国。     

财政部拟定之《战后贸易实施方案》

抗战胜利不久,国民政府财政部即奉蒋介石手令拟定《战后贸易实施方案》,本着“有计划的自由主义”之原则,提出促进战后贸易发展的具体实施方法。该方案特别强调政府应通过修正或订立相关条例,加强其在发展国内外贸易中的指导作用。     

抗战后期国统区的盐政改制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在盐政方面的改制与战时大后方的经济情况有密切关系,但这方面的研究尚有待深入。本在参阅原始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这次盐政改制的背景、经过、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客观评论,认为抗战后期国统区的盐政改制虽有历史局限性,但它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国民政府还是努力做到兼顾国计民生,且基本上符合历史发展潮流。     

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员动员述评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反侵略战争.由于战争的残酷性,国民政府军队几乎在每次重大战役中都有大量的兵员损耗,为了满足战时兵员补充的需要,国民政府采用了征募并行的兵役制度,既尽力招募志愿兵,也大量征集义务兵.特别是在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大力推行以征额配赋为特征的义务兵役制度,使义务兵成为国民政府军队的主要兵员来源.虽然由于当时实行义务役制的基础尚不具备,制度本身亦不是很完善,特别是国民政府基层政权的黑暗,导致征兵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弊端,影响了国民政府兵员动员的成效,但总的来说,整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集到的兵员数量还是比较大的,基本上满足了作战部队兵员补充的需求,支持了抗战.     

从浓荫处遥望祖国生态游

<正>这个日子并非因游人们越来越需要森林的旅游时代所定,而是奠基在1915年。那年7月30日,经孙中山提议,北京政府把清明节定为中国植树节。国民政府在南京定都后,于1928年3月12日执行了植树仪式,并于4月27日做出决定,改3月12日,即孙中山逝世之日定为植树日。建国后,植树造林是党中央向全民发出的号召,1979年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把3月12日定为中国植树节。     

见证“五二七”日军轰炸重庆复旦大学

"5月27日"是复旦大学永远难忘的具有"悲喜交集"意义的日子。喜庆的是,每年这一天为复旦大学建校的纪念日;悲愤的是,1940年的这一天,在抗战中迁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惨遭日本侵略者飞机的野蛮轰炸,致使师生7人殒命,校舍房屋损毁,给学校历史留下了永久的惨痛和伤痕!     

阅史感怀忆先人

日前拜读贵刊刊载杨先生大作《特殊信使郭增恺的传奇经历》(见本刊2007年第六期),文中对叔父生平事迹颇多推崇,深为感谢。余自幼庭训之间,曾闻郭氏家族原籍山西汾阳门第,早年移居河北安次县城葛涣城镇,先祖父郭鸿谟弟兄七人均属急公好义之士,其精神教育对父辈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如堂叔郭增杰(卓新)自幼参加红军,曾参加长征、抗日以及解放战争。服膺军旅数十载,经历南京军区,后调往上海警备司令部任顾问,官拜少将,完成建国大业后因为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享年70岁。堂叔郭增桪在抗美援朝期间屡立功勋,退役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