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朝的防灾救灾思想

金朝防灾救灾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重农思想;广积粮储、崇尚节俭的备荒思想;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和谐的自然观;唯心主义的天命观等方面。金代的防灾救灾思想,既有其积极的唯物主义成分,也有消极的唯心主义成分,体现出封建时代的特点。     

商文化手工业作坊内的祭祀(或巫术)遗存

商文化的手工业作坊内或附近往往有埋葬牺牲的现象,本文将其进行了梳理,并与甲骨卜辞和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进行了比较,认为其是与手工业有关的祭祀(或巫术)活动的遗存。与手工业有关的祭祀或巫术活动遗存,在商代以前及周代的考古发掘中也屡有发现,它们是商代此类遗存的源和流。     

潜龙在器——两周青铜器螺角形龙纹饰初探

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纹饰中极为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历来是学者争相讨论的议题龙角是龙纹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最常见的龙角形象分为瓶角形和螺角形两种本文通过对考古资料的梳理和图像学分析,试图以分布地域和施用规律进行探讨,力求理清螺角形龙纹饰的传承发展,并阐明螺角形龙纹饰作为文化符号所承载的历史意义螺角形龙纹饰出现于商代晚期,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期到春秋晚期,器类以炊食器、酒器和水器为主该纹饰的文化因素来源于商文化,在周文化中得以传承,并被周人所使用。     

三十卷本《商文毅公全集》诗文重出与校者辨伪考

作为在明季首次以“全集”面貌问世的商辂集,三十卷本《商文毅公全集》看似较之已有的十一卷本和十卷本增容甚夥,但实际在新补录的约500首诗、100篇文中,近七成均系他人之作。诗作的重出主要集中于《古今诗删》及高启、骆问礼、许相卿、俞安期、谢榛、张居正、梅守箕等作家别集;文章的重出在窜易别集作品之馀,还挪用了通行类书中的翰墨示例。三十卷本删减了诗文中涉及原作者身份经历及所处时代的副文本信息,篇名的改动反映了编纂成书时更为具体的作伪细节及由此带来的诸多纰漏,作品重出实属编者刻意造伪。卷端署韩敬、茅维、臧懋循为文集校者亦不足信,更可能是书商妄托商辂三元及第的科考宿望,并藉三人梓集之盛名,以滥充珍,冀图射利。     

香港西贡沙下遗址DI区发掘简报

2002年春,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与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香港西贡沙下遗址DI区进行考古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掘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时期和宋代文化层,清理了石器制作场、墓葬、灰坑及柱洞等遗迹,出土大量石制品和陶器,还有少量汉、宋、明、清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为研究香港及珠江三角洲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序列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陕甘地区商代秦文化及相关问题

以前我们说到商周时期的秦文化,最早可推至西周中期,例可参民国时期礼县出土的秦车器,①西周中期以前的秦文化我们茫然无知。毛家坪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探索西周时期的秦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毛家坪遗址对探索西周时期的秦文化,至少提供二方面的说明：一是西周时期秦文化的面貌;二是西周时期陇山以西地区（西周时期秦人未逾陇山而东）秦文化的分布范围。关于第二点,早年甘肃省的考古工作者作考古调查所发现的所谓“周代遗存”,②由毛家坪材料可知,“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应是像毛家坪那样的秦文化遗存”,③因此,西周时期秦文化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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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统的史学观念,夏商的主体民族、主体文化是同一的,一脉相承的。自本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疑古派的“古史辨”运动以来,中国古史系统遭到彻底的破坏,夏商的主体民族由原来的同一民族变成了两个民族,主体文化变成了两种文化。经过一阵扰嚷,人们对已被否定的古籍和古史失去了信心,只有通过刚刚诞生的中国考古学了解古史。有的学者根据夏商统治者主要活动或发迹的地域,把夏文化与当时主要发现于晋南和豫西的仰韶文化联系起来,     

说“商”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玄鸟、帝、商、汤四名是相通的,“商”是成汤灭夏后建国才有的国号,“商”音由“汤、唐”来,字形由帝(玄乌)来。商族自建国后一直自称“商”,武王克商后,周人才改称“商”为“衣”、“殷”。     

文房遗珍雅韵瓢香

文房用具是指文人攻读的场所中供使用、鉴赏及陈设的古物、奇巧的器物。文房用具真正的发展应该始于宋代的文人团体。当时的国策是崇文抑武,文人雅士受到社会普遍敬重。而中国文人雅士所特有的对“物”的美的要求,以及生活美学的理论,皆可以与其他文人的艺术活动,如诗词、书法、绘画等等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