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所见商周逢国相关史实研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山东济阳姜集乡刘台子墓地相继发现并发掘了几座西周时期墓葬,发掘者对其年代与族属进行了考订,初步认定该墓地属文献所载姜姓逢国所有。随后,有学者对其中几座墓葬的年代与墓主身份作了进一步讨论,商周逢国的历史问题也不断受到关注。然而,     

司母戊鼎是中国古代最大的青铜器吗？

司母戊鼎是我国首屈一指的文物,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这件商王朝（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所使用的礼器,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大的青铜器,甚至写进了中学历史课本。司母戊鼎果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青铜器吗？     

关于王朝文化滞后于王朝建立理论的商榷

本文针对王立新先生《也谈文化形成的滞后性——以早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为例》所主张的主要观点,诸如对滞后期文化性质的总结,滞后期存在的合理性,早商文化概念的内涵,以及滞后期与早商期的排序关系等,提出了商榷意见,并得出结论:二里头夏城内的四期偏早阶段与二里头夏城外的二里头四期文化总称二里头四期文化,是名实相符的二里头四期文化,时间在夏纪年范围内,是晚夏文化;原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阶段是进入商纪年的夏遗民文化,性质上已不属于二里头四期文化;二里冈下层与偃师商城早段同属早商文化,但前者出现的时间比后者略早。     

宋代商税务的设置与管理

商税务,即宋代征收商税的官署,设置在全国的各个州县及部分关镇。就全国范围而言,宋代商税务设置非常普遍,“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叫。除了在州县设置的税务征税外,政府对僻远地方,即不设税务、税场的村墟市集也普遍征收商税。虽然这一时期商税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但是,税务的过多设置,加之税官收税苛暴,严重阻碍了当时商业的正常发展,从而使政府对地方场务机构的管理,尤其是对收税官吏的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商汤南亳问题的再认识

商汤南亳在今商丘一带的文献记载,在学术界存有不可信与不可否定两说。近年发现的惠济河流域先商文化是早商文化之源,其分布范围与文献记载的任何汤亳的面积都相称,且其地望也与文献记载的商汤南亳地望基本一致,故有关商汤南亳的文献记载是可信的。     

《"郑亳说"不合理性刍议》辨正

不同学术观点长期研讨,对于郑州商城研究取得进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也不例外。《“郑亳说”不合理性刍议》一文力判“郑亳说”不合理,然其判言中诸多失理之处,使其可信性丧失。     

山东地区商文化聚落形态演变初探

本文考察了山东地区商文化的聚落形态演变过程及其历史背景。商文化聚落形态在山东地区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早商时期仅济南大辛庄一处遗址;中商时期遗址数量增加并在泰沂山脉两侧形成了规模较大的聚落群;晚商早期遗址数量保持稳定但等级较高的遗址处于衰落状态;晚商晚期不但遗址总数而且等级较高的遗址数量都明显增加,还出现了像苏埠屯这样的高规格墓地。这一聚落形态的演变反映了商文化在山东地区东扩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商周蜀地青铜尊、罍器用相关问题考述

商周蜀地由尊至罍的转变以至列罍礼器组合的使用,在器物形制、装饰风格以及器物组合等方面与中原地区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受到克商胜利这一重要时代背景的强烈影响。原地处殷周之间曾受到商人强烈影响的东方族群在翦商联盟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对青铜罍这种带有本族特色之礼器的重视与摆脱"安阳"约束的时代风貌相结合,从而使高浮雕装饰的青铜罍出现在蜀地,最终成为先秦时代蜀人上层贵族提高自身威望的核心礼器。     

商代青铜兵器的分布格局简论

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的工具①,备受学界的关注.随着商代青铜器的不断出土,学者们对其的研究亦日益增多.就现状而言,学者们对商代青铜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青铜礼容器的研究,对青铜兵器的兴趣则显得较淡.而作为"戎"事的物化形式,兵器亦与当时的政治权力、社会结构、生产技术紧密相关,对其的研究亦是意义重大.     

郑州早商铜礼器年代辨识

在夏商分界中起着基石作用的郑州早商铜礼器群为了解当时青铜冶铸工艺,探讨商代礼制和夏商周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信息。本文以器物类型学排序、地层关系和共存陶器时代特征为依据,对其使用、埋藏年代加以辨识区分。在此基础上讨论使用年代与历史背景和埋藏中反映出的商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