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卫型文化与王亥"服牛"

本文认为从辉卫型先商文化存在的相对年代判断,该文化的创造者应与商族先公王亥有着密切的关系.王亥"服牛"所在,当以<楚辞·天问>所记为准,是在古代有扈部族生活的地区.有扈故地在今郑州以北的古黄河沿岸,这里正是辉卫型先商文化的分布区.     

庚戌新军起义善后与广州舆论的“悼惜”风潮

庚戌(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作为清末孙中山领导的第九次起义,载入辛亥革命的史册。吊诡的是,起义被镇压后,官方与绅、商、学界围绕事件性质与善后问题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广东当局公布革命党人的口供和物证,力证其为叛乱行动,并解散涉事的七营全体士兵。以粤商自治会为首的多数舆论则认为这是粤省当局处置不善导致的兵变。特别是巡防营在镇压过程中军纪败坏,而由“良家子弟”组成的新军虽然失败但仍不愿扰民,引发“悼惜新军”的舆论风潮。可见粤省绅、商、学界对于革命态度暧昧,更重视保护本省与自身的权益。清廷在舆论压力下选择惩处镇压有功的粤省官吏,后者唯有掩盖新军既存问题直至皇朝倾覆,反映了筹备立宪语境下民意勃发,政局不稳,清廷却盲目推动新军建设的时代矛盾。     

明代徽州盐商盛于两淮的时间与原因

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称雄淮扬,基本原因难以归之于实行并不久长的弘治叶淇变法,也很难归之于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突然实行的纲运法,而很可能应该归之于明代中后期两淮盐业的运作实态和徽商的所作所为.由边商内商到内商,到内商之有力者,到囤户,到纲商,徽商是在盐商的这种不断分化中占了先机而逐渐称雄的.     

近代浔商迅速崛起的原因探析

近代浔商的迅速崛起,有其深远的历史原因和特殊的社会背景.浔商产生于著名的湖丝主产地,他们利用近代上海开埠的商业契机,以经营湖丝出口外销致富后,及时调整投资方向,经营多种行业以规避商业风险.他们注重打造产品品牌,做好产品宣传,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从而形成一个实力雄厚的区域经济集团.     

漫谈“商字号”文化

在政治变革、经济转型、信仰碰撞的当今,各种文化思潮,纷纷登台演示、交量,传统面临看强烈冲击。人们的思想急需净化、更新;社会秩序急待调整、规范;法律、法规急需完善、重建。群众文化这个曾与主流思维相依为命的兵团体系,本应在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变革中,冲杀在各个文化领域的前沿阵地。然而现在,却因主观、客观诸多方面原因被搁置在大后方：资产流失,人员走散,冷冷清清,无奈的在搞点“乞捐化斋”杂巴耍活计。这是理性的偏颇,文化体制改革中的阵痛。     

略论古蜀与商文明的关系

商代中叶,古蜀三星堆文明走向极盛,与商文明比肩而立.古蜀国因控制了南中而拥有富足的铜、锡、铅资源,而商王朝对云南的关系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商王朝要获取云南的青铜原料,只能通过古蜀国.从殷墟卜辞和汉中考古可以知道,商王朝并没有征服古蜀国,古蜀也不是商的臣属方国.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取古蜀以南云南地区的青铜原料,商王朝必须而且只能采用贸易方式,通过蜀为贸易中介的途径来取得,甚至有可能直接与蜀进行贸易,从蜀人手中获取青铜原料.     

释 ——战国楚卜筮祭祷简中的沉祭

在战国天星观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文中,有一“”字,它涉及中国古代祭祷中的沉祭,可与商甲骨卜辞以及周礼中有关记载相互印证。     

先商文化新探

本文在对郑州近年发现的洛达庙文化遗存与豫东杞县鹿台岗先商文化遗存的比较研究中 ,发现洛达庙类型的文化遗存同鹿台岗先商文化的关系密切。早商二里岗文化来源于本地的洛达庙类型 ,而后者又是从豫东鹿台岗先商文化发展而来。     

193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讨论中的“商资归农”问题——以《大公报》社评及其所刊文章为素材的一个考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实践中出现大量商资归农现象,并由此推动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进入“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这一现象不仅为中国合作运动史上之新鲜事物。亦为“中国独有之现象”,故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商资流入农村问题”或商资归农利弊关系的讨论。而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体天津《大公报》或发表社论及报道或刊发有关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文章,积极参与了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其讨论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并以此复兴农村、振兴民族。不过,由于这场讨论本身是“社会失序时期”理论界的一种反映,所以有时人曾讥讽其为“合作者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