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家河商墓与中商阶段北土的简要认识

商周考古工作中,关于商文化的边界问题一直是热点。经过多年研究,关于其东部和南部的发展均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关于商的北土问题却未有进展,现有研究成果也大多认为中商的北界应在滹沱河一带。20世纪70年代,北京平谷刘家河出土一座青铜器墓葬,对于该墓的年代、族属问题曾有过热烈的讨论,多数学者认为其可能为身份显赫的方国首领墓。文章在重新梳理刘家河商墓材料之后,认为在年代上该墓属于中商时期,在墓葬属性上认为该墓主人应为中商时期商王朝外服区的一位统治者,进而推测中商时期商的北土统治区已经到达北京平谷地区。     

山东地区商代腰坑墓葬俗探讨

在中国,腰坑葬俗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的屈家岭文化,商代中期,在中原开始盛行.而在山东地区此时才开始出现,故腰坑墓的数量较少,商代晚期时才开始流行,腰坑墓的数量逐渐增多.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原基本消失的腰坑葬俗,在山东却呈现出盛行的趋势.分布区域也几乎遍及今山东全省.这是与商文化在山东地区的传播紧密相联的.     

康氏家族文化与豫商文化之比较

康百万是豫商的杰出代表,康氏家族文化与豫商文化一脉相承,它不仅传承了豫商文化的义利并举、居安思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重土安命等特征,而且又有区别于豫商文化的尚儒又尚道、目光远大、诗书传家的特色。     

重农学派与18世纪法国旧制度改革

17、18世纪之交,法国政治经济困境加剧,以费内隆和布朗维利埃为代表的思想家,从宗教和历史中寻找政治改革合法性,回顾和珍视旧制度下的等级—团体制度,维护等级制王权国家。随着重农学派的兴起,传统改革观念被反思和颠覆。重农学派从反历史的、普遍主义的自然权利理论出发,用诉诸自然理性的政治话语突破了旧式等级观,通过社会契约论解释国家形成,将财富生产方式与国民身分相联系,由此设计出以财产为标准界定公民身分的政治方案。这一新形式促进了传统王权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但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无形中塑造了另外一个特权阶层。     

30年代英国对德政策浅析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进一步暴露了要同其它西方大国争霸和重新夺取殖民地的野心,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同英法争夺欧洲霸权的主要对手。但是,在３０年代中期以前,英国仍继续其在２０年代推行的“扶德抑法”政策,企图通过制造法德之间的“均势”和对抗谋求自己对欧洲事务的支配权。３０年代中期后,迫于德国威胁进一步增大的压力,英国不得不停止“扶德抑法”,开始拉着法国对德国实行有限度的绥靖政策,以维护其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地位。在欧洲战争爆发前夕,它又大搞祸水东引,企图利用苏德战争坐收渔人之利。     

商事如政事--张元济“以政入商”下的文化运作

民元鼎革之际,中华书局以共和教科书为突破口,抢占商务教科书市场份额。面对危机,商务领导人张元济将其丰富从政经验与政治智慧导入商业模式,加之苦心经营政学商三界高端人脉有年,故得以及时调整并挽回颓势。商务也适时利用其丰沛人脉,在动荡不安的历史年代夹缝中求生存,以文化出版事业为桥梁,无分新旧左右、禹内域外,效仿科举大举储才,将各方势力活成一片,使人脉在商务这个"变相之官场"的平台上,继续在政学商界良性延展,获得了自身历史上义利双赢的黄金时代。     

商文化的北界

一、问题的提出商王朝疆域的四至是先秦历史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与此相关的古代文献记载有限而模糊。近代考古学传入以后,学者们尝试利用甲骨卜辞和考古资料对商王朝的疆域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探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1],但所得结论仍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商"的内涵及外延的多层性,以及对界线理解和把握的多样性。本文将"商"解析为三个层次:商王     

以狄青为例简析北宋崇文抑武对武将精神面貌的影响

宋朝是"崇文抑武"之风盛行的时代,武将在当时封建政权中长期受到压制。宋统治集团的矫枉过正,武将群体长期遭受打压,致使其从精神到素质都趋于退化,边防武备建设不能不受到严重的影响。宋仁宗时名将狄青的遭遇即是典型的一例,北宋"崇文抑武"的影响得到清晰地折射。     

对安徽六安市出土商代青铜尊的认识

本文以安徽六安出土的商代大口尊为线索,与国内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作比较,分析商代大口尊的发展规律,并根据这类大口尊的出土分布状况,探讨商文化入川的路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