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醒世姻缘传》看明末清初山东乡村日常饮食习俗

作为以乡村平民家庭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小说,《醒世姻缘传》对饮食民俗事象的描写非常丰富,充分反映了明末清初山东内部某些农村地区的日常饮食习俗,突出地表现出乡村平民家庭饮食习俗实惠而又多样化、自给自足的特征。     

《格萨尔》申遗始末

王沂暖教授填的这首《凤凰台上忆吹箫·格萨尔颂》,把千年史诗《格萨尔王传》歌颂得淋漓尽致。早在1776年,俄国学者帕拉斯在《俄罗斯帝国各省旅行记》中,就对《格萨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然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美学》这部巨著中,却宣称“中国没有史诗”。     

八廓商贸史

早在吐蕃王朝时期,从松赞干布开始的历代藏王,都非常重视商业贸易。那时设有五大商官,专门负责对内和对外的商业贸易。他们是汉地茶商、突厥王商、吐谷浑(青海)刀商、丹玛(四川)绸商和兰地盐商(《西藏通史》)。王忠先生引用过藏族古代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一条谚语:“来回汉藏两地的牦牛,背上什么东西也不愿意驮,但遇到贸易有利,就连性命也不顾了。”这生动地描述了当年汉藏贸易的兴盛,也折射出拉萨八廓街商业的繁荣。     

略谈魏晋的杂传

魏晋时代是我国政治、文化发生重大变迁的时代,同时在魏晋时期史部的地位上升,摆脱了《汉书·艺文志》中经学的附属地位,而魏晋杂传的大量出现是推动史部地位上升的重要动力。杂传的产生与魏晋时代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有着密切的关联,本文主要通过分析郡书、家传、别传三种类型的杂传,来探讨杂传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尤其是士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地、县级军事志编纂“通病”举要

当前,地（市、州、盟）、县（区）级军事志大多已进入编纂中后期,从审读和检查的志稿来看,都是以‘序言”开篇、带动全书,以“概述”接继、展观全程,以“大事记”为经、综记大事,以“各分志（篇、编）”为纬、分类详述,以“传”为翼、展示人文,以“图表”随文、穿插其中,以“附录”殿后、收录资料。体裁以“述”、“记”、“志”、“传”为主,以“图”、“表”、“录”为辅,各篇（编）横排门类,以事类篇（编）,记述方法横排竖写、逐次深入,记述事物和事件的兴衰始末。志稿体例比较规范,而且资料十分翔实,这是目前比较成功而普遍的军事志著述,应当给予肯定。通过对12部地级、28部县级军事志志稿的审读、评审和质量抽查,在地、县级军事志编纂质量中普遍存在一些“通病”,在一部志书中可能出现一二种或多种毛病,笔者将其归纳为“八大通病”。现举要如下：     

《汉书·儒林传》“梁丘易”传承祛疑

今本《汉书·儒林传》叙梁丘易之授受,于五鹿充宗之师承未作说明,致使梁丘易之传承不能链接。过去,有学者认为《汉书》"(梁丘)临代五鹿充宗君孟为少府"之"代"当作"授"字,或以为"传"字之讹。本文从事理、文理、语例、史实及书证等方面进行细致剖析,进一步确认梁丘临与五鹿充宗为师徒关系而非前后任的替代关系,否定此处"代"为"授"字或"传"字之讹,更不可能是后人误改,考定此处并非字误而实为脱文,过去令人置疑的"代"字原是五鹿充宗之籍贯,"代"上当据《经典释文》及《儒林传》文例增补"授"字。如此,梁丘易之师法传承始环环相扣,明白无疑。     

附骥之作:姚鼐尺牍手稿题识考论

姚鼐部分手稿流传于亲友弟子间,因手稿的书法与学术价值而被珍藏。陈用光颇为留意姚鼐信札的收藏,装潢成十册,并邀法式善、英和、王芑孙、鲍桂星等人题识;姚鼐次子姚师古将姚鼐家书汇编为二册,乞管同题识,邓廷桢等二十七人观览记名,倪道杰作跋述其购此手稿且拟付诸景印;此外,另有零散姚鼐手稿为马其昶、沈曾植、姚豫等收藏,吴汝纶、范当世、姚永概等人为之赋诗题跋。如上题识虽多为附骥之作,但因载有姚鼐古文及书法等方面的评论,为姚鼐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亦为探究桐城派传衍提供新的视角。     

志传人物与《衢州市志》的实践

志载人物,或专书记载,或作为志书中的一个门类。新编地方志,既有专篇人物记述,也有以事系人,人随事出。志传人物,群体人物传是主流方式。两轮修志,志传人物存在简历化、平面化等问题。深化志书人物记述,克服志传人物空泛化等问题,表现形式、记述方法等的创新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马其昶清史《儒林传》稿本初探

清代国史馆及民国清史馆在百余年间共纂有八个成体系的清史《儒林传》稿本,其中马其昶所负责的第七次稿的纂修情形一直以来并不被充分了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馆档案中有两册署“马其昶”之名的《儒林传》稿本,是马氏的纂修成果遗存,揭示出清史《儒林传》第七次稿的具体面貌。该稿本是在缪荃孙第六次稿基础上调整修改而成的,内容颇值得关注,如《马宗梿传》《江永传》《戴震传》等传记,呈现出有别于第六次稿的历史书写,反映了马其昶编纂清史《儒林传》的思想宗旨及其对清代学术史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