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中的民革前辈

前不久,笔者应全国侨联之邀,参与筹办《华侨与辛亥革命》图片展时专门翻阅了《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发现其中有几位民革前辈的小传,于是就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民革前辈中是否还有其他人也亲历过武昌首义？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请教了有关人士,结果令人兴奋。据不完全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后,有数十位亲历武昌首义者加入了民革组织。     

汉学主流中的庄氏学术：试析《清史稿·儒林传》对常州学术的记载

《清史稿·儒林传》对常州学术的记载颇能反映该书叙学价值之一般。它以缪荃孙在光绪年间任国史馆总纂时的工作成果为基础修订而成,其中常州学人的传记多为缪氏手笔。通过这些传记,缪荃孙编织了常州学派的学谱,最早将常州学派记入清代国史,奠定了常州学派在正史《儒林传》中的重要地位。缪荃孙笔下的常州学人,是贯穿清代学术史始终的学人羣体,基本属於汉学阵营,而非以西汉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的对立派别。     

“弃胜加冠”西王母——兼论顾颉刚“层累造史说”的加法与减法

用顾颉刚“层累造史”理论分析西王母形象的变迁,我们看到,随着西王母政治地位的不断攀升,其居住条件、仪仗规格、座驾档次、侍从人数等各项生活待遇也得到大幅度提升,甚至连自身的音色、相貌等,也发生了由老变少、由野入文的巨大变化。可是,我们同样看到了层累造史的另一面：当西王母戴上“太真晨婴之冠”之时,也是“胜”被摘下之时;当身边站满关貌侍女之时,也是三足乌下岗之时。“层累造史”的过程中,虽然加法是主要方面,可减法也不可忽视。在历时的维度上,我们正是通过对各个局部“弃胜加冠”结果的有序排比,来完成对于整体“层累造史”的叙述。     

藏式古典家具赏析

据《五部遗教》、《西藏王统记》、《格萨尔王传》等史书记载．早在公元七世纪的吐蕃王朝．兴建大、小昭寺期间,就已经有征调木匠进行寺庙家具制作的记载。藏式古典家具艺术主要的艺术流派有古印度艺术流派、中原传统艺术流派和西藏地方传统艺术流派三大派别。同时,《西藏艺术发展史》记载,西藏地方传统艺术流派深受克什米尔文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吸取并借鉴了克什米尔艺术流派的特点。     

青海东部丹斗地区藏传佛教的实地考察——兼论藏传佛教下路弘传及其相关问题北大核心CSSCI

青海东部丹斗藏区作为藏传佛教后宏期初传及下路弘法的根据地,除了它举足轻重的宗教地位外,目前仍保留着极其丰富的佛教历史遗存,其中不乏后宏期初期珍贵历史遗物及多处遗址。该区域发现的绝版藏文手抄本及其他遗物、佛寺遗址等重要文物,对还原藏传佛教下路弘传当时的情况、汉地佛教及西夏佛教与丹斗藏区佛教的互动影响等有无可估量的研究价值。     

悬泉汉简《甘露二年病死马书》所见驿置传马管理

汉代邮传系统中,传马效率决定着邮传时效,悬泉汉简《甘露二年病死马书》中能够看出汉代对于传马的管理,在非紧急情况下使用传马,需要有财物担保,如果没有经过合法程序使用传马发生死亡事故,责任人与主管官吏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传马的饲养过程中,需要执行相关的标准。如果传马生病等情况,需要上报并采取措施进行治疗,否则就需要追究相应责任。     

《梁书·扶桑传》史学价值新认定

在已经确认《梁书·扶桑传》是慧深以高句丽中期国情为蓝本而杜撰出来的故事后,要对《梁书·扶桑传》的史学价值做出新的认定.本文通过对《梁书·扶桑传》创作时间的考订,确认了《扶桑传》在东北亚传说及高句丽中期国情研究两方面的史料价值.     

石狮在山西的产生及演变

中国不产狮子,汉武帝通西域之后,中国和西域诸国开始有了交往,当时西域诸国把狮子作为贡奉的礼品,带到中国。关于狮子明确的文献记载,最早的见于东汉时期的《汉书·西域传》：“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厨宾同,而有桃拔、师子（后改师为狮）、犀牛。”     

论秦巴谷地的民歌与民俗

秦岭、大巴山两条山脉相夹的谷地,交通闭塞,楚、秦、巴三种地域文化交汇,宫廷文化与民俗文化相融,形成了流放文化、移民文化、盐道文化等特殊文化景观和“打待尸”、薅草锣鼓等传统习俗。当地民歌在民俗庇荫下传承发展,创造出一些独特的民歌形式和民歌杰作,如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交融的唱《诗经》,通俗文学与孝歌风俗相益的《黑暗传》,富有山地特色的“翻田埂”和盐道情歌等。     

民国方志人物类目的设置与变革

一、旧志人物类目特点方志的记载对象主要为人,人物一目在方志类目中地位很高,其分量之轻重直接关系到方志之姓“地”还是姓“史”。方志仿效正史列传添人物传内容,始于宋朝的《临安志》,此后细目愈分愈多,名宦、儒林、文苑以及选举、封爵、职官、列女等,当世风气所重者,均详细记载,其编纂内容和方法基本上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