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粤东大埔县白堠村的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

根据陈春声、唐立宗、胡希张等学者的研究,明清之际的粤东北山区发生了显著的社会变迁,由动乱频繁的“盗窟”发展成为社会稳定的“邹鲁乡”。作为整体性的社会巨变,由于研究材料的缺乏,还有许多具体细节以及变迁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根据实地调查所收集的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结合官方文献和个人文集,具体探讨大埔白堠村的民间信仰在明清之际地方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在地方士绅的倡导和支配下,以儒家伦理为指导,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迁过程,从而形成后来被认为既具有地方传统文化特色、又符合国家礼仪制度和儒家伦理的客家民间信仰。     

北朝家庭的道教信仰

北朝时期道教的广泛流播,使得家庭成为宗教信仰的基本单位。北朝家庭的道教信仰具有极为鲜明的特点。它以家庭和家庭成员为关注焦点,表现出极强的功利性,并且对宗教实行高度重视。从长时段的角度观察,道教信仰对北朝家庭的规模结构、生活方式、日常消费、亲属关系甚至于家内子孙名字的择取都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     

清建国前女真人之佛教信仰

从明初到清建国以前,女真人一直处在明帝国之辽东、朝鲜、蒙古三方合围形成的佛教文化圈中,对佛教文化并不陌生;在明代的女真族中,存在着以高僧道圆为代表的僧人群体;女真贵族佩戴的金佛冠和念珠等已经蕴含有一定的佛教意味。由此可以推断,女真建国以前,佛教已对女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正是女真建立清国后确立佛教政策的重要依据。     

在神圣和凡俗之间--关于日本地藏菩萨信仰的文化思考

信仰往往与特定的仪式联系在一起,而“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     

关于民俗文物的思考

中国苍茫大地,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上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化上相互融合,但这种融合并不能完全泯灭各民族的特性,尤其是与外界接触稀少的民族。纵观历史化的长河,各民族在日常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中,语言、行为都有体现着自己的喜好、风尚、信仰、习惯、禁忌等信息,也就是说,各民族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民俗。各民族创造出的化,都是中国化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     

四川汉代画像与汉代信仰民俗

“民俗是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化事象(即事物和现象),是区别该民族与他民族、这个社会群体与那个社会群体的重要依据之一。”民俗根据不同标准可分为不同种类,我国学把一般的民俗分为经济民俗、社会民俗、游艺民俗和信仰民俗四类。信仰民俗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对某种观念、意识、主张的极度信服与尊重,并以此作为自己思维和行为的准则”的习俗,即对某种“事象”的崇拜习俗。民俗具有传承性,同时又有变异姓,信仰民俗也不例外。但无论其怎样变化,都会留下一些痕迹,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     

考证风马

谢继胜近期发表在西藏网的章《风马再考》．从风马与汉地纸马的渊源．风马语源、风马四兽寓意几个方面对风马进行了研究。章说风马与汉地纸马的渊源应该确认的有三点：(1)中央绘马的西藏风马幡最初是送魂旗：(2)风马图案的五种动物代表五行运转和生生不息：(3)风马信仰是源自汉地、融入藏族民间信仰的一种古老观念。结论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西藏风马图案的内涵在于反映汉藏一脉相承的民间信仰：西藏风马图案的版式沿袭由唐时佛经印刷激起的汉地雕版方式．最初的西藏风马雕版的形式不会晚于北宋。     

教育的启蒙意蕴探析

本文针对教育启蒙,分别从中西方两个视角对之进行了历史维度的考察,并在本文的第三部分探讨了当今教育的启蒙困境,也给出了一些探索教育启蒙的可能性,以期阐明教育启蒙的内在蕴味,并为现代教育启蒙的反思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宋元以降潮州地区双忠信仰的地理分布

潮州双忠信仰始于南宋咸淳年间,至明末,潮州双忠祭祀点已知的有13处,其设立时间大多在明代中前期。至雍正末年,本区双忠祭祀点可考的有29处。至清末,双忠祭祀点有69处,双忠庙约50座。潮阳县始终是双忠信仰的中心区域,祭祀点沿着该县的主要河流练江扩散,且分布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