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盨》铭文考述

本文肯定了保利博物馆新入藏青铜器《公盨》长篇铭文的价值,对铭文进行了详细考释。     

清末民初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法权之变迁(1911～1912)

清末民初,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法权较之以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申报》对此作有较为详细的报道,以此为考察材料,通过对法权变化内容的分析和这一过程的动态重构,以期从中透视变乱之际中外权势转移的动态情景,并得以多层面、多视角得认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艰辛历程。     

欧洲文坛两个吝啬鬼:夏洛克与阿巴公

夏洛克与阿巴公分别是英法两国喜剧中著名的吝啬鬼形象,具有相似的行为表象和吝啬冷酷的典型特征,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拜金本质,但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和文本语境不同,他们在性格内涵、活动范围、喜剧效果等方面有着明显区别,各具特色。     

朱元璋礼敬孔裔

明洪武年间,朱元璋在尊崇孔子之时,对其后裔也倍加礼遇。一方面,承宋、金旧制,封孔裔为“衍圣公”,且较之前代其地位更趋显赫。另一方面,以孔氏小宗世为曲阜知县,先后任此职者有孔希大等五人。此外,在赋税、法律等方面,孔裔亦享有一定的特权。孔裔作为孔子形象的现实存在,朱元璋对其特殊地位的肯定和礼敬,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他尊崇儒术、建立文治社会的治国理念。     

河西公与莫高窟

北周与周边少数民族以及西域诸国之间推行友好往来的对外政策,使得当时的丝绸之路进一步通达无阻,丝路重镇敦煌重现光彩,成为宇文氏王朝的西部重镇。因而,北周很重视对敦煌的管理和经营,令狐整、令狐休、韦填、段永、李贤、于义等相继担任敦煌统治者．敦煌佛教的兴盛与李贤、于义有密切关系。笔者以北周历任瓜州刺史与莫高窟的营建关系为视角,探讨了河西公李贤与莫高窟的营建关系,并对其与敦煌李姓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证。     

中国的公路

很难让计时员去计量中国现时开放公路的程度。在旧有的公路系统上,捆装动物,使用独轮手推车,驿马快递,运输苦力,四轮工具是徒劳的想法,因为道路不是太窄就是石板铺得不够平坦规则。     

湖北荆门十里铺土公台西汉墓发掘简报

土公台墓地位于荆门市沙洋县十里铺镇王场村八组一南北向的岗地上。为配合襄荆高速公路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荆门市博物馆,在此共发掘西汉中晚期墓葬21座,出土了一批西汉时期文物,为研究该地区的汉代墓葬提供了新材料。     

文华斋版《张文襄公全集》中的"家书"真伪仍应存疑

1909年张之洞故后,他的长子张权即委托许同莘编辑整理其父所存遗稿,并于1918-1920年间陆续刊行“张文襄公四稿”,即奏稿、电稿、公牍稿、函稿,后统编为《张文襄公全书》（1920年铅印版）,计162卷。许同莘是长期追随张之洞的幕府旧员,曾充任洋务文案,自然是整理遗稿的适宜人选。此后不久,北平的湖北同乡会感念张之洞督鄂的勋绩,复邀其另一旧属王树槽重编张氏遗集。     

明朝公祭文文本的政治文化内涵

祭文是祭祀仪式过程中使用的祝祷性文字。明代史籍中保存了大量国家公祭文,按内容可分为常规性祭文与临时性祭文两类。祭文在公祭仪式中被宣读、呈案、焚烧或掩埋,此为祭祀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公祭文文本传递出重要的文化内涵：首先,它以言辞形式传达出祭祀主体之意图,沟通了人神关系;其次,对祭祀主体之身份和统治之正统合法性进行反复强化;再次,表达祈福弥灾,规约官民,震慑鬼类的意图。此外,祭祀文中的各种对象关系展现出时人复杂而微妙的天、神,君、臣、人、鬼观。在祭祀仪式上使用祭文使上述内涵得到彰显,进而增强了群体意识中的“神圣”体悟。     

李农卿、李仲公父子兄弟生平概略

李仲公、李侠公兄弟,清末出生于贵阳城北贵筑县西下里下堰寨。兄弟俩由此山寨走出,迈向全国,汇入求学及民主革命浪潮,成为省内外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李氏先祖原籍江西吉水县,明季从军入黔,落籍下堰,罗、李二姓于此聚族而居,形成村落。该村寨明代属贵州宣慰司新贵县,清代属贵筑县西下里,民国属贵阳县北一区,解放初属贵筑白云区,今贵阳市白云区麦架乡下堰村。李氏在此八代农耕,后经商小裕,置有几十亩田地,成为当地富裕户,至李农卿先生始有弃耕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