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志、部门（行业）志、单位志的编纂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镇志、部门志、厂矿企事业单位志的编纂,得到很大发展。这类志书不但有助于了解乡镇社会经济发展及部门、行业、厂矿企事业单位本身的具体发展变化情况,而且由于对省、市、县而言,这类志书带有局部的、微观反映的性质,因此还有助于深入认识省情、市情、县情。,同时,这些志书,还为县区志的编纂,提供了资料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县以下乡镇、部门撤并分合,     

在四川省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06年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今天就要闭幕了。这次会议虽然时间短,但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大家进一步统一了在新形势下做好地方志工作的思想认识,明确了明年以至较长一段时期的工作目标和任务,认清了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为全省第二轮修志工作的顺利、健康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巨峰省长到会看望了大家,并对正确认识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对全省第二轮修志工作的组织领导、     

平昌县开展地方志工作执法检查

2005年11月21日至12月13日,为认真贯彻落实《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平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地方志办公室联合组建三个执法检查组,首次对全县27个镇乡和有修志任务的近100个县级部门的修志工作进行执法检查。     

红军名称的由来

7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从1934年10月至19j6年10月,跨越万水千山,纵横10多个省,战胜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和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创造了人类史无前例的英雄壮举和战争奇迹。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有关红军的历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许多青年朋友不禁要问,作为长征这一人类最伟大壮举的实践者——中国工农红军,其名称究竟是怎样来的呢？     

清末新政期间新文化体系的构成

清末新政期间的一系列改革使传统儒学失去了制度上的保障,以封建纲常伦理为核心的旧文化逐渐被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所替代。这种新文化体系的构成中,一些传统的学科或不能适应社会现代化的需要而逐渐衰落,如儒学;或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变革原有学科内容和体系,向现代学科转化,如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而从西方传入的一些新领域和新学科得以兴起和发展,如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这些学科大大丰富了中国近代文化的体系内涵。     

梅县县领导重视地方志工作

梅县第二届修志工作从2002年8月启动以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主要领导曾多次出席有关修志工作的会议并作讲话,要求全县各有关单位充分认识修志的重要意义。2005年1月,县长、第二届修志编纂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骆裕根批示：“因方志修编工作量大,同意在有指标前提购一部工作用车,拨经费叁万元。”2005年1月12日,县政府常务副县长、分管方志工作领导廖耀安在梅县方志办《关于请求拨给修志分撰经费的请示》上批示：“请县长予以拨款支持为盼。”是日,县长骆裕根批示：“同意拨专项经费拾万元。”梅县修志工作真正做到“领导、机构、经费、队伍、条件”五到位。     

蕉岭县方志办举办编辑总纂研讨会

根据省市工作部署,蕉岭县第二届新方志编修工作于2002年12月启动。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工作,《蕉岭县志（1976-2000）》目前已进入编辑总纂阶段。蕉岭县方志办用“以会代培”的形式召开编辑总纂研讨会,研究讨论续志编辑总纂阶段碰到的实际问题。参加研讨的人员有本轮修志的主编1人,副主编3入,特约编辑13人。他们来自各部门,负责单位志稿的撰写和部门志稿的编辑以及系统志稿的总纂,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广东省军区召开军事志编委会领导成员会议

为深入贯彻落实《军事志编纂工作规定》和《地方志工作条例》,加强对军事志工作的组织领导,6月-20日,广东省军区组织召开了军事志编纂委员会领导成员会议。会议由省军区装备部副部长刘金礼主持,省地方史志办主任陈强,广州军区军志办副主任刘光杰,广东省军事志领导小组组长、编委会主任、省军区副司令员倪善学,省军区副参谋长黄德高,省军区军志办主任林玉远分别在会上讲了话。驻粤陆、海、空、二炮和武警部队各大单位以及广东省国防动员委员会各办公室领导和机关共73人参加了会议。     

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与隆重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

十五世纪上半叶,在波涛万顷的中国海面到非洲东岸的辽阔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在海上称雄的图景。这就是我国明代的郑和下西洋。这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和中国古代海外交通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明成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勇敢实施开放政策的战略举措。这对促进我国海外贸易和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世界航海事业,有着重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对后人影响深远。上世纪初梁启超即倡大力宣传．孙中山赞誉郑和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人并表示要继承三保之雄风遗烈。但将郑和下西洋历史经验教训用之于当代现实和将来借鉴者．毫无疑问是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关于“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论述,总结了郑和下西洋历史经验和教训,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在于“开放”。小平同志将历史用于“鉴往知来”,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而且推动了郑和研究事业的深入发展,真正达到了“古为今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