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煦春的《四川郡县志》

《四川郡县志》是民国年间《重修四川通志》的惟一公开发行部分,“是考订四川历代政区沿革的第一部专书”。然而,至今学术界没有专门章对它进行系统介绍。笔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探讨。     

西汉至六朝时期丹阳郡政区变迁与区域发展

丹阳郡在西汉至六朝之间的历史时期,逐步成为南方区域发展的中心地区。本文分两汉、六朝两个时期,从郡治迁移、辖县分布、郡县析置、户口增减、侨州郡县分布与设置等方面进行考察、辨析,基本釐清了丹阳郡的政区变迁与区域发展的主要情况。研究表明:(1)自汉武帝时改置丹阳郡以来,郡治先徙宛陵、东汉末年再迁建业,从此历六朝不改,丹阳郡成为六朝时期的"京邑首郡";(2)六朝时期是丹阳郡区域发展的重要时期,辖区变动也最为剧烈;一方面,人口增多,新县、新郡的析置频繁,辖区面积逐步缩小;另一方面,北方侨民的两次大规模南迁,特别是东晋南朝以降,辖区内增置大量的侨州(郡、县),进一步促进了本区的区域开发与繁荣,丹阳郡的区域中心地位也进一步增强。     

简论扶风五郡西周窖藏出土的青铜器

陕西扶风五郡西村西周青铜器窖藏与这一地区常见的西周青铜器窖藏有一定的区别,尤其表现在这批青铜器强烈地表现出各自的文化特征。本文通过对该窖藏青铜器与周边同类青铜器及相关陶器的比较,探讨了该窖藏青铜器自身独有的特征及来源问题,认为这批铜器的器主及作器者并非按周人通常流行的铜器纹样、形式制作,而是广泛吸收了外来文化因素。     

湖北巴东旧县坪遗址考证

22001-2003年,为配合三峡工程,武汉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与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湖北巴东旧县坪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全面揭示了两宋巴东县治的整体面貌,本文以考古发掘的成果为依据,结合文献记载,考证了旧县坪遗址沿革、旧县坪遗址的兴废原因、以及与旧县坪遗址相关的归乡县、乐乡县、信陵郡等遗址所在地。指出六朝晚期的归乡县、信陵郡、乐乡县以及随后隋设的巴东县均在旧县坪。     

肩水金关汉简所见“太常郡”初探

肩水金关汉简涉及到了西汉太常郡,太常本为职官官名,吕后六年(前182年)长陵置县即为太常所辖,后陵县既多,渐为郡级政区,直至汉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不再领县。虽然此郡未能与西汉时期相始终,但已具备郡级政区的基本功能,且有边界和实土,是西汉时期的特殊政区。     

浅谈扶风五郡出土“琱生尊”的器形及相关问题

本文在梳理西周时期陶大口尊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器物形态的比较,并结合陶大口尊的出土背景分析,认为扶风五郡"琱生尊"是模仿周原地区西周居址遗存中陶大口尊造型而制作的。进而根据铜尊铭文内容及窖藏出土环境,探讨了其铸造地与召公采邑地望的关系。     

释“洞庭”及其相关问题

唐宋以来,"洞庭"一词的含义一直被解释为"洞府之庭"。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洞庭一名的语源很可能来自古百越民族语言,为红色平地之意;《尚书.禹贡》导江章中的"东陵"一名,很可能同样源于古越语,为"洞庭"的汉字异记。秦洞庭郡的治所应该在索县,也就是后来西汉武陵郡的治所,当今湖南省常德市东北韩公渡镇城址村。刘宋以来,有学者指太湖为洞庭湖别名,当是在道教思想的影响下附会出来的说法。本文为正确认识上古时代湖南洞庭地区的自然地理面貌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目的论观照下《春望》两译本评析

目的论在翻译批评与实践中被广泛使用,强调译文符合翻译行为目的,在文学文本中体现为某种功能对等.本文拟从杜甫〈春望〉一诗的三个译本中探讨译者的翻译目的,从不同角度寻找对等翻译的可能性.     

汉番禺城故址新考

关于两汉时期岭南地区经济都会番禺城故址所在历来多有争议,本文通过细致的考证分析,否定了今广州旧城区说这一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以及番禺沙湾说、顺德简岸说等异说,并通过历史文献资料、历史地名遗存、地貌状况、汉墓葬点分布、历史水道交通条件、历史城市生态环境等多重证据,认为秦及南越国时期的番禺城在今广州旧城区,但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则将南海郡治与番禺县治并置于旧番禺城之南,并考订两汉新番禺城的具体方位当在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一带,论文相应还探讨了东汉末年番禺县城迁回旧址的时间、原因和意义。     

两汉的郡兵调动：以“郡国”、“州郡”的行政变化为背景

秦汉地方从戍卒群体中,选拔保持有常备兵。在郡作为横向派生的军事、行政区出现後,这些地方兵在训练、调动上呈现郡兵性质。郡兵活动一般受郡界限制。发生动乱後,根据动乱的范围、性质,政府会采取不同等级的应对措施。从地域整合角度,“州”一级的军事作用愈受重视。西汉后期,刺史、州牧的制度反覆,并未涉及州军事职能的增减。州的相关权力,实际在新莽后始得发展。更始、束汉受王莽政权影响,州军事权力大增,但地方兵主要仍然是郡兵。束汉初虽罢郡国兵,但地方後来仍保留一定规模的常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