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研究——以汉代“劫质”案例考察为中心

道德与法律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手段倍受汉代统治阶级重视。在汉代道德与法律两者之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其中在汉代道德观念中体现着深刻的法律思想,而在汉代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中同样体现着厚重的道德观念,而汉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也处在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汉代社会之中。而本文通过对汉代“劫质”案的考察就集中体现了笔者对汉代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的一种诠释。     

浅谈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的特点

唐代文学家韩愈曾在他的文章《师说》中写道：“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可见,为师者,对学生传授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做人的道理。古人且把德育放在首位,可见古人对德育的重视。值得庆幸的是,今天的我们依然没有忘记德育工作,现行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就指出：“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     

礼失而求诸野

考古学上,认定一种古文化已经湮灭不复存在时,往往放眼田野去寻找并佐证古史。这种人类学田野考察的做法出于"礼失而求诸野"的思想,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观万方之略矣。大意是说,庙堂的道德、理念、制度、信仰倒塌了,只能到民间去搜寻;中原的道德、制度崩坏了,只能去夷狄那边寻求。河洛文化盖不过如此。历史概念认为河洛早已作古,但文化却经久不息行走荒野,将圣地雄风、古国遗韵的基因密码般保存了下来。破译这些文化密码,不啻于一场有关文化的心灵苫旅。就等于说,历史是长河,文化是大海,政治是朝代的更迭,战乱、饥荒、迁     

“科學”的限度:辛亥时期革命語境下的學術與道德

1904年後,隨着革命形勢的高漲,中國學人不約而同地在學術之外尋求道德力量以圖救亡。改良者限制"科學"概念於形下,同時改造傳統的道德之圍,以迎合進化;革命者出於精神動員的需要,完成了"科學"話語的形而上轉换;游移於革命與改良之間者,徑取西方反思現代科學的唯心主義思潮,試圖超越生存競爭中的道德困境。此一時期,中國"科學"概念正抽離出學術本身,演變成一個進化/退化的二元話語基礎,在"物質主義"和"科學主義"兩個相反向度被批判,或是被宣揚,作爲學術的"科學"反而隱而不彰。     

高中班级管理中建立班务日记的思考

班务日记制度是一种在班主任的指导下由学生自主对班级日常事务进行管理和记录的制度,它对于优化班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高中生相对较强的单独行为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管理能力、自律意识以及道德评价能力,对于发展学生个性,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在这其中,小小的一份班务日记加上适当的辅助手段就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国难下的"新道德"大讨论

从哲学思想到国民道德 《大公报》创始于1902年,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民国年间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大公报》名下的《现代思潮》栏目创刊于1931年9月4日,每周五出刊一期。存在了约一年时间。在其诞生前后．中国适逢多事之秋。中原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去,7月的长江大水又使成千上万的灾民流离失所,9月的九一八事变及次年的一·二八事变更让国家形势日趋严峻。     

时代与史学流品

史学作为一种使命,它会成为绝唱;史学作为一种志趣,它会成为雅曲;史学作为一种工具,它会成为俗调。不同的时代,史家对史学会有不同的认知和态度,这种不同的认知和态度决定了一个时代史学的流品。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危机、困境和出路：青少年网络道德建设的理路透视

网络的普遍应用不仅实现了信息的共享,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然而当青少年日益成为网络空间的主体,青少年网络道德危机随之产生。因此,青少年网络道德建设显得迫在眉睫。本文从危机、困境和出路等方面厘清了青少年网络道德建设的基本理路,以期对青少年网络道德建设有所裨益。     

道教信奉的最高神灵

道教的最高神是“三清”尊神,即掌管清微天玉清境的元始天尊（又称天宝君）、掌管禹馀天上清境的灵宝天尊（又称太上道君）、掌管大赤天太清境的道德天尊（又称太上老君）。     

中国道德解体的根源

中国社会道德处于解体之中。道德必须重建。要重建道德,就必须首先理解导致道德解体的根源。左派指向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根源,而自由派则指向权力,相信是政治权力导致道德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