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龙山石窟东峰区造像的相关问题

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36公里处,东西两峰共开凿25座洞窟,石窟始凿于北魏末至东魏时期,历经北齐、隋代,至唐代达到极盛,五代宋元以后逐渐被人遗忘。     

承德外八庙礤礤佛浅议

承德外八庙建于清代“康乾盛世”时期,作为藏传佛教寺庙,供奉着大量的佛教造像,而且种类繁多,造型精美。其中有着数以万计的礤礤佛,或装饰于寺庙墙壁,或供奉于佛龛内,使寺庙殿堂更加金碧辉煌、庄严神圣。     

拼补类石刻造像的鉴定

拼补是石刻造像作伪的一项常用手法。伪作者或利用真品石刻造像的部分残件,用各种手段移花接木,拼凑成一件完整的造像;或对已残损及模糊不清的造像重新加以錾刻,以昂其值。由于此类造像包含有真品的成分,很容易鱼目混珠。 一九九六年,西安市公安局文物稽查处二大队送鉴石刻佛教造像一批,其中多件造像经过拼补、改刻,对于研究鉴定这类造像具有典型意义。这批造像共有１３件,为青石、黄砂石、青砂石等多种质地,初看类似出土之物。其时代、铭文等不尽相同。现选具有代表性的四件叙述如下： 一号造像（郭胡香造像）（图一）：青石质,…     

藏传佛教造像中的财神

藏地佛教以其特有的密宗传承而称著于世,藏式佛教造像亦以其独具的造型、韵味而为当今的藏家所重。藏传佛教的造像艺术,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曾深受古印度斯瓦特河符、喀什米尔、东印度帕拉、尼泊尔和汉地雕塑的影响。同时,在与自身文化的融合中,不仅形成了其鲜明的民族特点,地域特点和时代特点,而且依教派的不同,风格上也始终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一般来说,从清代中后期至民国间,汉地佛教造像已变得彻底的世俗化而罕见精     

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圆觉经变”窟的调查研究

“圆觉经变”窟,位于大足县城东北15公里处宝顶山大佛湾摩岩造像的南岩西段,刻于南宋,是宝顶山摩岩造像中最大的一窟,也是大足石刻中最大的一窟。对于该窟刻石,古今学者研究甚众,但限于条件,至今无一如实全面著录该窟的著述面世。为使更多的人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该窟刻石,现将我们的调查研究书于其后,请方家教正。     

三台东山摩崖造像与唐东移涪江查考

东山,位于三台县城涪江对岸。《方舆纪要》载：“在州东四里,涪江之左,修阜如长城,下顾州郭”。唐人侯圭在《东山观音寺记》中云：“梓州浮图大小共十二,慧义居其北,兜率当其南,牛头据其西,观音距其东。(观音寺)而上临绝壁,下瞰长(涪)江,青霭属天,纤尘莫及,瞧岩险峭,孤标势胜,诸寺逊焉!”可见唐时三台四大佛寺中的观音寺秀丽而清寂,所居的东山雄伟而险峻。     

近代伪造的云冈龙门样式石佛

随着乾隆、嘉庆时代以来考据学的兴起,文人的兴趣多转向碑版石刻,而许多造像碑、石窟造像又多有题记,故清代的金石书内连带也著录了许多佛造像。云冈、龙门、天龙山等石窟的佛造像为世界所注目也不过是近七八十年的事。如二十年代日本关野贞、常盘大定《支那佛教史迹》,     

试论北朝佛教造像碑

造像碑是北朝盛行的一种民间佛教造像形式。本文以大量的实物资料为例,从碑体形制的演变、雕刻题材及造像组合、艺术风格及表现手法、造像题记及书法艺术等方面入手,探讨了北朝造像碑的发展与演变过程。     

四川安岳石窟的年代与分期

安岳位于川中腹地,是四川省石窟造像最集中、最具有特色的地区之一。本试图通过对造像碑刻题记、龛窟形制、造像内容和艺术风格的分析研究,为安岳石窟确定一个基本的年代分期：盛唐,石窟造像肇始和发展初期,上限为开元十年,即722年;中晚唐,发展兴旺时期,以出现大量密宗造像引人注目,究其原因,应与唐玄宗、僖宗两次入川和成都大慈寺大量的密宗壁画有关,联想到密宗五世祖惠果圆寂后,日本僧空海奉宪宗钦命为其撰写墓碑,提到惠果门下有“成都惟尚”,川中地区受其影响是很有可能的;前后蜀时期,处于相对平稳发展的时期,出现了白衣观音、地狱变相等新题材;两宋,石窟造像艺术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多大像大窟,内容以川密题材为特色,下限为南宋嘉熙四年,即1240年。     

庄浪出土唐代鎏金铜佛像

去年十月,庄浪县南坪乡一村民手持一尊铜鎏金佛像来博物馆要求鉴定,声称在取土时发现的,共二件。我们问明情况后,及时将这批物征收入库,经鉴定属唐代铜鎏金菩萨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