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韵——美的赏析(下)

<正>从清宫造办处造办佛像、法器的整个流程来看,宫中的造佛机构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即中正殿和造办处。作为佛像的尊像与法器的铸造和加工,其宗教意义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喇嘛的参与是十分重要,这就是中正殿的作用,其次才是由造办处各作完成的纯技术加工。清宫六品佛楼造像代表了这一时期     

“张得其肉”的北齐造像——天龙山北齐石窟艺术略考

<正>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约40公里处,东西两峰共有21座石窟[1],石窟始凿于北魏末至东魏时期,经历北齐、隋代,唐代发展至极盛,五代宋元以后鲜有耳闻,其后明代又有所复兴。东魏北齐是天龙山石窟艺术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北齐是中国佛教造像史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由于中外海上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不断传来的印度佛教艺术的各种风格流派又使北齐造像呈现出迥异于以往的新风尚。在雕塑技巧上"其手法由程序化的线形渐入于立体的物体表形     

北朝比丘尼造像记试探

北朝时期,随着佛法的广泛流播,造像活动大量开展,比丘尼作为职业信徒,对造像活动多有参与。她们或者独自造像,或者与他人合作,通过出资雕凿释迦、弥勒、观音等佛、菩萨的尊像,为自身、家人、国主、守令乃至众生祈福。在个体造像中,表现出对本生家庭成员的强烈关注,显示了北朝佛教的世俗化特征;在团体造像中,她们承担起各种职事,主要起到劝化和指导的作用,对信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锻炼了自己的才干。     

天龙山石窟的模型造像

佛教于东汉末年传人我国,由于文化和认识上的差异,起初它仅仅流行于宫廷和上流社会之间,人们也只把它当成一种神仙方术。到三国时期一些佛经才被翻译成汉语,但我国的佛教在这一时期还处在被动接受的状态,直至甘露五年（260年）河南颍川朱士行出家为僧并西行求法,从此我国的佛教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     

乐嘉藻晚年照片

正今年六月中旬,石家庄乐慈女士偕其丈夫李建军先生来访,距约定的见面时间几小时前,我们在省文史馆举办的"贵州画卷·历史人物卷"作品展现场不期而遇。他们站在贵州辛亥革命人物群像前,见到其曾祖父乐嘉藻的造像,高兴地说画得太像了,与其家藏照片并无二致。回河北后就发了这两张照片来。一张是"彩臣六十五岁造像",一张是一九三一年在北平的全家福。乐氏原籍黄平县,到乐海平时经商发财,移居省会,在普定街(今黔灵西路)购地建屋而居。海平深以自己贩鸦片起家为耻,下决心改换门庭,对其四子督教甚严。长子嘉藻,字采澄,又写作采丞、彩丞、彩臣、采臣,     

莫高窟与克孜尔佛教造像背光比较研究

敦煌莫高窟、克孜尔石窟把不同类型、内容的背光图像组绘在佛像身后,反映了两地佛教思想的表现。克孜尔背光艺术,是犍陀罗背光在中国的变化与发展,它受龟兹艺术的影响,然后又将这种影响再传入敦煌、云冈、龙门等地,五世纪初至五世纪中叶的克孜尔与莫高窟同期背光,具有许多相似之处。这表明它们在传承上大致有关联,可以把莫高窟背光看作是克孜尔背光艺术的东传和延续。     

瑞宝阁藏金铜佛像研究（三）东北印度帕拉风格造像（7-12世纪）

东北印度曾是一个高度佛教化的地区,印度各地佛教徒也曾奔赴此地取经学道,因此该地区融入了由各地怫教徒带人的文化艺术。印度佛教在12世纪中叶被回教消灭,帕拉佛教造像也随着帕拉王朝的毁灭而终结。     

扎什利玛藏书铭文金铜造像类型及风格归类

在晚期西藏金铜造像作品中,扎什利玛佛像是知名度很高的一种。扎什利玛为简称,全称为扎什伦布寺利玛,指以日喀则地区扎什伦布寺为核心铸造的佛像系列,代表了以扎什伦布寺为核心金铜造像艺术的最高艺术水平。     

圣地秘宝 最接近天空的宝藏展中的造像

佛教源于印度,7世纪传入西藏以后,历经1300余年的发展,一方面吸收了印度、尼泊尔和中原佛教的精华;另一方面又融入了本土宗教——苯教的诸多元素,使得佛教在西藏脱胎换骨,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藏传佛教。     

重庆地区元明清佛教摩崖龛像

据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在重庆市范围内尚存有元、明、清时期佛教摩崖造像200余处,其中元代造像4处,明代造像60余处,清代造像180余处。这些晚期造像主要分布在重庆大足、潼南、合川、江津、荣昌、南岸等25个区县(图一),是研究唐宋之后石刻造像的珍贵材料。很久以来,由于晚期造像一直不被研究者和文物保护部门重视,许多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