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交往语境下中东史学术体系的构建——《中东国家通史》读后

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中东,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是人类早期文明与三大一神教的发祥地,对人类文明的演进与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的中东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随着新中国把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第一代学人开始把教学与研究的视野转向中东。60年代,     

六卷本《美国通史》笔谈——从命、惶恐与机遇

说起《美国通史》第四卷的写作,余悸尚存。我还清楚地记得：2001年10月的一天．《美国通史》总主编刘绪贻先生从武汉打来电话说：“祝贺你们,中华美国学会福特出版基金正式通过丛书第四卷的申请了。”我放下电话深深吐了一口气,顿释重负．立即向各位合作者通报好消息。其实,从6月底向中华美国学会申请福特出版基金     

六卷本《美国通史》笔谈——主编《美国通史》第二卷的回溯

新近出版的六卷本《美国通史》。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上个世纪最重大的集体科研成果．也是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在学术水平和写作质量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我作为第二卷的主编所承受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六卷本《美国通史》笔谈——写书 做学问 做人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美国通史》第三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篇幅有限,但各章节的分布却非常均衡,每一章都在3．2万字左右,全书共11章35万字。这当然不是巧合。主编丁则民教授从布置任务伊始就申明．全书必须限定在33万字左右．轻易不可突破。我们开始时对此不以为然,抱着写写看的态度,但后来在落笔时,     

赵州桥建造年代再探讨

赵州桥,大家公认建于隋代,但是具体是什么年代,却众说纷纭。《中国赵州桥》、《中国赵州桥志》、《赵州公路交通史》及现在赵州桥物陈列室内的物说明都认为是隋开皇十一年至十九年间(591～599年);1991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和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在赵州桥北桥头树立的“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赵州桥”和“中国土木工程历史古迹赵州桥”碣碑,标示的建造年代为595～605年;     

近70年来中国历史时期疆域与政区变迁研究的主要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年以来,中国历史时期疆域与政区变迁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有两项:一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二是《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二者在研究缘起、研究旨趣、运作方式及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上都有所不同。总体上,前者体现了政区地理的"通代研究",后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断代政区地理研究";前者代表了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向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型,而后者似显示出历史疆域政区研究向历史学的回归。此外,70年来的疆域政区研究在旧史料的整理和新出史料的解析和运用、新的研究视野和GIS科技手段的使用、历史政治地理学理论的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中国近代通史》笔谈——百年研究成就的总结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编撰的《中国近代通史》近期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0卷,约550万字,各卷名称如下:第1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第2卷《近代中国的开端(1840—1864)》,第3卷《早期现代化的尝试(1865—1895)》,第4卷《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第5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第6卷《民国的初建(1912—1923)》,第7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第8卷《内战与危机(1927—1937)》,第9卷《抗日战争(1937—1945)》,第10卷《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本书的出版,完成了近代史研究所几代人的夙愿。对于1840—1949年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来说,本书的撰写还是一个尝试。本刊特别约请我国近代史学界几位著名学者通过笔谈的形式发表看法,以期引起关注和讨论。     

在《安徽通史》和《安徽历史名人词典》编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保证质量,加快进度,推动《安徽通史》和《安徽历史名人词典》编纂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下面,我讲四点意见.     

“十一五”期间我国亚洲史研究状况

一、“十一五”期间,我国亚洲史研究成果突出“十一五”期间,我国亚洲史研究无论在成果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据粗略统计,这一时期发表的专著约100余部,学术论文达到1000余篇,依托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几个重点区域,形成了亚洲史研究的体系。分类介绍如下：（一）通史和断代史研究     

“通史”与“专史”：民国史“写法”小议

编纂时间历时40年之久的《中华民国史》,在辛亥百年之际全部出齐,自然值得特别祝贺。因为工作关系,近些年有机会了解主持此项工作的李新先生及众多作者为此付出的辛劳,深知这套大书得以全部出版,殊属不易。政治上触及“易代修史”的敏感性,以及学术上遭逢“史料丛出”的时代,都为该书的完成增添了重重困难。无论如何,在民国史研究上,这套书籍的出版无疑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在民国史实重建上取得的成绩自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它促使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进一步思考中华民国史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