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噪音治理

作为中西交汇的国际大都市,近代上海的城市治理始终交织着华洋关系,噪音治理即为典型,并以人口密集、工商业繁盛的公共租界最为显著。上海公共租界噪音治理起步伊始,就参照了欧洲的城市治理模式,但也面临本土化的困境。租界内华洋居民因文化传统不同,对噪音的认知也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侨对华人的行为逐渐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而华人对城市噪音的认知也逐渐由不解演变为理解,并深化为对都市文明的探讨,主动参与治理。华洋双方认知的趋同,促进了噪音治理共识的形成。同时,华洋问题的背后也有利益博弈,1938年上海殡葬业噪音问题的处置,较充分地展现了租界当局、商人群体、城市居民三方各自的诉求。最终,经权衡利弊、谨慎处理,在兼顾各方权益的基础上取得了共识,有效地推动了城市治理的进展。     

近代中国第一位华人西医黄宽留学英国考

黄宽（1829—1878）,字绰卿,广东香山县东岸村（今珠海市唐家湾镇东岸村）人,i840年3月13日[1]进入澳门的马礼逊学校（Morrison School）读书,1847年随布朗牧师（Samuel Robbins Brown）赴美,1850年转赴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1857年回国后致力于西医诊疗及教育事业,被誉为西医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开山祖与奠基人”。[2]     

近代上海回族知名商人哈少夫

哈少夫曾是近代上海回族社会赫赫有名的商人,他技艺精湛、品德高尚,经营有方且商业实力雄厚。他积极维护和建设伊斯兰教事业,并主张实业兴教救国,对回族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近代武汉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

中国古代的城市并没有市的建制,一般都称为城或镇,常常成为省、府、县治所,大部分城镇都隶属于县的管辖范围之内,一直到晚清,武汉所在的空间范围内只有三镇,没有市的建制。到民国时期,武汉地区的行政区划体制发生了转型．武汉三镇的府县厅体制被现代的省、市、县制度代替,武汉地区的新制度先后形成汉口市、武昌市、武汉市等。从1861年至1949年,一开始三镇互不统属,后来慢慢形成统一的武汉市,市区面积从不到20平方公里扩张到162平方公里,人口从30万左右发展到120万左右。     

论近代潮州的绅士阶层

潮州绅士阶层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他们是儒家学说在潮州社会的代表人物,是儒家纲常伦纪卫道士、推行者;高踞于几十万、几百万潮州平民百姓之上,支配着潮州民间的社会生活。近代潮州绅士被认为是一个时代沉浮的投影与标识,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汕头被迫开放为商埠,绅士阶层的发展演变已经成近代潮州、乃至整个粤东的风向标和晴雨表。不断分化的新绅士有力地推动近代粤东政治变革、文化演进和社会发展,甚至成为这一时期社会运动的代言人     

近代广东名儒简朝亮的诗歌意象与文人心态

从青葱年少、人至中年到步入知天命之年,近代广‘东名儒简朝亮（1852－1933）以诗作记下所思所悟的每一段。从景物的选择到诗歌意象的形成,独漉意象、江门意象、黄花意象、阳山意象等使简朝亮长达40年的诗歌生命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烙下简朝亮作为一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近代中国铁路管理机关的沿革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铁路管理体制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拆分铁道部是改革派主张的核心内容。但历经数年改革动议,始未成行。2013年,铁道部的行政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中国的铁路改革向实质性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而实际上,中国铁路管理机关革新自近代以来就出现了。而且变化多端。这里不妨给大家梳理一下。     

毛泽东词中李淑一“君”的传奇人生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这是一代伟人毛泽东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头两句。其中"杨"和"柳",大家知道是指他的发妻杨开慧和战友柳直荀,但李淑一为何被伟大领袖尊称为"君"?     

陈寅恪四事

一、唐稚松一位台湾朋友要我代寻一册唐稚松的诗集《桃蹊诗存》,我很快为他觅得。此书2005年作家出版社曾印过,我估计是自费印刷,所以不常见。最早版本为1995年6月自印本,大十六开,装订简陋。唐稚松是西南联大哲学系学生,湖南长沙人。中国著名计算机软件专家,中科院院士。桃蹊是他的笔名。宗璞有一篇散文曾提到他在美     

近代中国城乡经济关系演进述论

前近代的中国社会,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经济形态下,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经济并无质的差异,彼此之间的联系松散。鸦片战争后,这种局面被打破,相当一部分受到通商口岸城市经济直接或间接辐射的农村经济开始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同时也支撑和推动了近代中国城市经济的变革。这种双向的互动关系符合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要求,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又明显制约了这种关系的地域范围和实际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