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章门弟子与"民俗学运动"的兴起

章门弟子是一个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风云一时、举足轻重的学术文化群体。它的阵容十分庞大,然而就其中坚主体而言,无疑是章太炎始终念念不忘的早期弟子。他们不仅著述宏富、造诣精深,而且均先后执教于国内各知名大学,有些人还长期执掌某一研究机构或文化团体。缘此,他们能有机会充分阐扬学术观点与文化主张,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从而有力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这其中,“民俗学运动”的兴起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详论。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与中国"早期文明"

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夏、商、西周文明是一个特殊阶段,这个阶段的文明,从国家形态的角度看,与西方文明具有明显的不同。     

"择其吉金"金文辞例与楚文化因素的形成与传播

“择其吉金”是春秋中晚期流行于楚国的金文辞例,春秋晚期传播至楚系国家以及吴、越等国。“择其吉金”与另一辞例“用其吉金”关系密切,它们最初可能都是起源于周文化中心区域,而后在豫南鄂北地区流行,并同时为楚国青铜器铭文所采用。这一文化现象说明,早期楚文化因素的形成并非只是通过楚国一个国家而是经由一个区域来完成的,而这个区域应当在豫南鄂北。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问题是个跨学科的话题,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而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历史较长、争议颇多,无论是概念或内容,是历史演变或表现形式,或是理论与实践意义,都备受学界关注。本刊借中国社科院近代思想研究中心召开"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会议之机,约请几位专家学者,就这一课题谈些个人认识。各位专家从不同视角切入,触及到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相关的很多层面,他们的论点可能各不相同,也许会有思想交锋,但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思想。我们期待大家的研究及思想火花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来源、演变及其他

"民族主义"问题是个跨学科的话题,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而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历史较长、争议颇多,无论是概念或内容,是历史演变或表现形式,或是理论与实践意义,都备受学界关注。本刊借中国社科院近代思想研究中心召开"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会议之机,约请几位专家学者,就这一课题谈些个人认识。各位专家从不同视角切入,触及到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相关的很多层面,他们的论点可能各不相同,也许会有思想交锋,但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思想。我们期待大家的研究及思想火花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     

体用本末之间:中国近现代的民族主义

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定义异常复杂,以至于以研究民族主义著称的休·赛顿—华生写道:“我被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无法为民族下一个‘科学的’定义;然而,从以前到现在,这个现象却一直持续存在着。”(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而民族主     

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科举制度改革

西方传教士来华后,科举制度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审视,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内在弊端,增强了科举改革的紧迫性;传教士对科举改革的设想,丰富了科举改革的思想,指明了科举改革的方向;传教士的宣传活动,促进了国人思想观念的解放,推动了科举改革的进程。然而,传教士毕竟不是科举改革的主角,其作用与影响终究是有限的。     

区域货币研究的一部力作——《苏州近代货币录》序

5月10日,因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的研究课题,要外出考察。临行前,为志谅先生所约,匆匆读过他们合作编著的《苏州近代货币录》的稿本,深感这是一部区域货币研究的力作。本想在旅途中完成这篇小序,但日程紧促,未得如愿。二十天后,再读书稿,体会甚多,逐记录如下。其一是,开展区域性的专题研究,是钱币学学科研究不断深化的必由之路。我说《苏州近代货币录》是区域货币研究的一部力作,主要指的是,它对苏州近代货币的钱币研究有一定的深度。譬如,康熙年间,清政府开始在苏州设局铸钱,是书不仅阐明了终清之世,宝苏局铸钱的沿革历史,交待了宝苏局铸钱和…     

《中国近代机制币》读后感言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自己大量生产银元、铜元,传统的货币——银两、制钱逐渐被新型的货币形态所替代,这种转变表面上看只是货币形制的不同,是西方货币东渐的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由机器生产的银元、铜元表现出的是货币生产手段的革命,是对持续两三千年的手工生产钱币的挑     

印度教：近代以来印度社会变化的动力

印度教自古以来是印度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也是近代以来印度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力。印度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信众达8亿多,主要生活在印度,占印度人口的82％以上。印度教维护种姓制度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公开主张人之间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建立在“纯洁”与“污渎”的观念上,“纯洁者”为高种姓,“污渎者”为不可接触者,在高种姓与不可接触者之间,排列着数不清的中间种姓;为了使各种姓严格遵守本种姓的行为规范,印度教律法把“达摩”（dharma）即种姓行为规范的履行规定为每个种姓最高的人生和宗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