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概况

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向来为人们所关注,不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如此,其他学科的学和社会人士也少有例外。这是因为,人们在探讨现实中国的发展道路及其所自由来时,很自然地都要直接追述它昨天的历史。中国近代历史为自己提出了两大任务：一是争取国家的独立,一是争取国家的富强;换言之,用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的独立,用现代化争取国家的富强。近20年来,关于中     

张之洞《劝学篇》的西文译本

张之洞写于戊戌维新关键时期的《劝学篇》,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思想化史上的一部名。以往,不少学在评论此书时,多会提及它被译成西方字的事。如冯天瑜先生在《张之洞评传》中就曾写道：“帝国主义对此书也深表欣赏,先后译成英、法出版。一九ОО年美国纽约出版的英本,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帝国主义分子丁韪良的《花甲忆记》也选录了《劝学篇》。”但有关此书     

“照会”与中国外交文书近代范式的初构

在乾隆年间清政府逐步形成了外交文书的“天朝体制”。此项体制长期受到来华西人的挑战。鸦片战争后 ,英国等列强以武力和不平等条约为手段“解决”了这一问题 ,“照会”等近代外交公文范式初步形成。西方外交和文书体制对中国外交文书体制的硬性干预和强制替代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价值体系在中国的强力移植过程。     

民国时期盐务机构述略

民国时期盐务组织机构与近代海关组织机构一样,同时存在着两个组织系统,这种畸形的组织形式都是由于洋人插手中国事务造成的。加之盐务机构名称变更频繁,翻来复去,令人眼花缭乱。什么盐务局、盐政处、盐政局、盐务署、盐务总局、盐务管理局、盐税局、收税局、榷运局、督销局、官运局、盐运使署、盐运副使署、盐务稽核造报总所、盐务稽核总所、盐务稽核所、盐务稽核分所,等等。长期以来,     

坚持真理 追求真理

我和大年同志接触较早 ,但通常是在会议的场合。 1 996年 9月 ,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教育工委、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历史学会联合举办“中国近代 ( 1 840 -1 949)重大历史是非问题系列讲座”,有幸请到大年同志作一次学术报告 ,我为他主持了这次报告会。作为晚辈 ,有此机会 ,实为荣幸。他讲的题目是《方法论问题》,一口气讲了两个多钟头。已是年逾八旬高龄的老人 ,仍然是那样认真 ,那样执著 ,很令人感动。讲稿全文刊载于《近代史研究》,《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分别发表了其中主要部分。这次报告和文稿的发表 ,在…     

近代福州港对外贸易述略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英国可派驻领事等官。开埠后,福州除成为英国输入福建的鸦片和棉纺织品重要入口处外,还成为福建茶叶、丝、木材、樟脑等土特产输出的重要港口基地。     

广东商人与近代广西城镇私营金融行业

在近代,广西属于珠江三角洲市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表现在金融领域,港桂、粤桂之间金融业务在广西金融总业务中居于主要地位,广西私营金融业的主干是由粤商营造的,如银钱找换业、银号业、银楼业、私营银行业和兼营金融业大部分都是广东商人和香港商人开办经营的,本文对此进行实证。     

詹天佑最后七年在武汉的成就

在汉口江岸区洞庭街51号。有一座建于1912年的老建筑,百年岁月中见证了武汉的风云变迁。提起他的主人可谓是蜚声中外。“中国铁路之父”“杰出的爱国工程师”“中国近代科技的先驱”这些荣誉与光环是人们对他的评价。他就是詹天佑。武汉是其人生的最后驿站,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七载春秋。詹天佑在武汉期间为中国的铁路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西方建筑文化在广州的传播交流

中国的建筑文化有着历史悠久和体系独立的特点,再加上封建社会的礼制森严,等级分明,在建筑规制上有充分的体现,因此。广州从秦汉时期建城以后的二千年间,其建筑文化尽管有着本土的特色,但其基本面貌一直受正统文化的制约。建筑型制与全国各地大同小异,无论是城市布局、会馆、学宫、官署、牌坊、民宅。都表现出中华传统建筑体系的主体特色。从明代后期到清代,西方近代文化逐渐传人中国。由于广州在封建王朝的对外贸易中长期是唯一对外通商港口的特殊地位,以及环珠江口的澳门、香港先后为葡、英等西方国家所租占。使广州有条件得风气之先,成为西方建筑文化最早传入中国内地的城市。     

贯通近代百年历史的鸿篇巨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编撰的《中国近代通史》近期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0卷,约550万字,各卷名称如下:第1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第2卷《近代中国的开端(1840—1864)》,第3卷《早期现代化的尝试(1865—1895)》,第4卷《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第5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第6卷《民国的初建(1912—1923)》,第7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第8卷《内战与危机(1927—1937)》,第9卷《抗日战争(1937—1945)》,第10卷《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本书的出版,完成了近代史研究所几代人的夙愿。对于1840—1949年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来说,本书的撰写还是一个尝试。本刊特别约请我国近代史学界几位著名学者通过笔谈的形式发表看法,以期引起关注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