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货币研究的一部力作——《苏州近代货币录》序

5月10日,因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的研究课题,要外出考察。临行前,为志谅先生所约,匆匆读过他们合作编著的《苏州近代货币录》的稿本,深感这是一部区域货币研究的力作。本想在旅途中完成这篇小序,但日程紧促,未得如愿。二十天后,再读书稿,体会甚多,逐记录如下。其一是,开展区域性的专题研究,是钱币学学科研究不断深化的必由之路。我说《苏州近代货币录》是区域货币研究的一部力作,主要指的是,它对苏州近代货币的钱币研究有一定的深度。譬如,康熙年间,清政府开始在苏州设局铸钱,是书不仅阐明了终清之世,宝苏局铸钱的沿革历史,交待了宝苏局铸钱和…     

《中国近代机制币》读后感言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自己大量生产银元、铜元,传统的货币——银两、制钱逐渐被新型的货币形态所替代,这种转变表面上看只是货币形制的不同,是西方货币东渐的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由机器生产的银元、铜元表现出的是货币生产手段的革命,是对持续两三千年的手工生产钱币的挑     

印度教：近代以来印度社会变化的动力

印度教自古以来是印度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也是近代以来印度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力。印度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信众达8亿多,主要生活在印度,占印度人口的82％以上。印度教维护种姓制度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公开主张人之间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建立在“纯洁”与“污渎”的观念上,“纯洁者”为高种姓,“污渎者”为不可接触者,在高种姓与不可接触者之间,排列着数不清的中间种姓;为了使各种姓严格遵守本种姓的行为规范,印度教律法把“达摩”（dharma）即种姓行为规范的履行规定为每个种姓最高的人生和宗教价值。     

画吾自画自合古 何必低首求同群——陈师曾的画品和市场行情

“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是陈师曾题齐白石《借山图》的诗句,这两句诗可以印证近代中国画画坛的一段佳话,即陈师曾对齐白石有知遇之恩,曾劝白石老人衰年变法,使其终成一代宗师。深厚的家学濡养下,和早年赴日留学的经历,构成了陈师曾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开阔的美术视野,为其在中国画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惜,正当他要步入艺术创作的盛年之时,不幸早逝,使得中国画坛和文史学界众多名宿扼腕叹息。虽然他的绘画未能开宗立派,达到他应该达到的高度,但就其现存的画作来看,能在西方艺术的冲击之下,人们对传统中国画的信心有所动…     

梁启超受众观研究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学者、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而且还是卓越的报刊编辑家、报刊政论家。梁启超一生笔耕不辍,留下三千多万字的著述。作为一个报人,     

一碗水端平——忆李德生“文革”时期平息芜湖武斗

凡是经历过“文革”武斗的安徽人,都无法忘记这样一个名字——李德生,这位被安徽老人戏称为“八级泥瓦匠”的将军,曾亲自主持了芜湖造反派的大联合谈判。笔者当年是芜湖造船厂青年工人、造反派“工总”头头、芜湖市革委会常委,仅就记忆所及,对当年的情景作些追忆。1967年夏天,江淮大地武斗升级,闹腾得人仰马翻、鸡犬不宁,枪声喊声骂声哭声叫声,沸沸扬扬。无论哪一派占了上风,其结果都是两败俱伤。胜者怕败者卷土重来,不敢掉以轻心;输家更怕赢家斩草除根,暗地里摩拳擦掌,准备报仇雪恨。就在两派誓不两立、针锋相对之际,中央果断地派十二军进…     

徐悲鸿莫斯科办“中国近代画展”

徐悲鸿1934年徐悲鸿夫妇应苏联邀请在莫斯科举办“中国近代画展”,时间定在5月。这时正是苏联“五一”国际劳动节大典后,也是莫斯科最美的季节,名流要人云集。为此徐悲鸿婉谢了罗马和英国的邀请,从意大利乘船至苏联敖德萨,于4月24日抵莫斯科。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颜惠庆指派先父冒     

《富国策》著译者考释

"富国策"最初为近代西方经济学科输入中国时的译名.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对外交涉的需要,在京师设置了同文馆,以培养外交人才.1869年,京师同文馆聘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总教习.1876年,丁韪良参照西方学制,进行课程改革,设置了八年制和五年制两份课程表,其中最后一年皆有"富国策"一科.至于为何将"富国策"放在最后一年开设,据<大清会典>记载,当学完前几年课程,即修完外语与格致学后,"则习公法或富国策","富国策,农工商之事也.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力作--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一直颇受学界的重视,该领域已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研究氛围空前活跃,学术成果不断涌现.2005年8月,汤奇学教授所著《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以下简称《探索》)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即是近期这一领域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     

中朝日近代世界秩序观的形成与外交取向比较研究

19世纪中后期,西力东侵,维系原来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关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东亚地区三个古老的国家开始相继实现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三国在向近代外交迈进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姿态。中朝两国的统治者都不能以对世界变局的正确认识以及健康的心态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融入新的国际秩序。只有日本在新的形势面前适时摒弃传统的世界观,以近代世界观看待东亚秩序问题,进而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三国在19世纪中后期不同的外交取向,与其是否能够与时俱进,形成近代世界秩序观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