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戏院建筑衍变及其公共性价值

近代上海戏院建筑作为公共娱乐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展示新的消费时尚和生活方式的平台,在解决大众娱乐消遣的同时,更为女性生活方式的转变和文化繁荣提供契机。本文通过对上海近代戏院发展衍变的回顾及其公共性价值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近代上海的都市环境特色和民众生活方式,一窥近代上海的浮华画卷。     

论严复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

严复是近代名的启蒙思想家,蔡元培是近代名的教育家。作为思想启蒙,严复对教育的认识直接和明显地影响着蔡元培“五育”教育、“男女平等教育”、“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美育代宗教”等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n但这种影响不是全盘的接收,而是学习中的改造和借鉴中的超越。     

论湘军巨头、中兴名臣左宗棠与胡林翼之关系

“湘军集团”产生和活动于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及光绪初年,代表人物是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他们因镇压农民起义、倡导和实践洋务运动,成为著名的中兴名臣。胡林翼与左宗棠的关系,是研究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结构特点的典型样本。第一,左宗棠、胡林翼既是同年、同学、同为湘军将帅,又是世交、姻亲、志同道合的好友。左宗棠、胡林翼同生于嘉庆十七年(1812),左比胡小四个月。胡林翼家在湖南益阳县泉交河胡家湾,靠近资江;左宗棠家在湖南湘阴县东乡左家,靠近湘江。故左宗棠说:“我生于湘,公产于资,岁在壬申,夏日、冬时。詹事、文学,读…     

近代上海小报中上海市民的人格特征分析

晚清民国以来,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移民的大量涌入,近代上海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在现代化大都市生活方式的磨练下,上海市民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市民人格呈现多样性特征,这种人格的多元化发展是同城市的环境密切相关的.     

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

与中国社会史研究齐步前进,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也走过了20年的历程。应该说,从社会史发轫之初,对于社会史理论的探索和讨论就没有停止过。同样,对不同时期社会史自身学术史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成果也是接连不断,这种状况反映了社会史学界总结与反思的自觉性①,同时推动了社会史研究的纵深发展。愚自1982年师从乔志强先生学习中国近代社会史,1985年硕士毕业后成为专业的史学工作者,算来也有20年的时光。从学生到“先生”,并不仅仅是一个角色的转换,更是一种责任的承接。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起“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之…     

早期章门弟子与"民俗学运动"的兴起

章门弟子是一个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风云一时、举足轻重的学术文化群体。它的阵容十分庞大,然而就其中坚主体而言,无疑是章太炎始终念念不忘的早期弟子。他们不仅著述宏富、造诣精深,而且均先后执教于国内各知名大学,有些人还长期执掌某一研究机构或文化团体。缘此,他们能有机会充分阐扬学术观点与文化主张,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从而有力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这其中,“民俗学运动”的兴起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详论。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问题是个跨学科的话题,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而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历史较长、争议颇多,无论是概念或内容,是历史演变或表现形式,或是理论与实践意义,都备受学界关注。本刊借中国社科院近代思想研究中心召开"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会议之机,约请几位专家学者,就这一课题谈些个人认识。各位专家从不同视角切入,触及到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相关的很多层面,他们的论点可能各不相同,也许会有思想交锋,但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思想。我们期待大家的研究及思想火花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来源、演变及其他

"民族主义"问题是个跨学科的话题,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而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历史较长、争议颇多,无论是概念或内容,是历史演变或表现形式,或是理论与实践意义,都备受学界关注。本刊借中国社科院近代思想研究中心召开"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会议之机,约请几位专家学者,就这一课题谈些个人认识。各位专家从不同视角切入,触及到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相关的很多层面,他们的论点可能各不相同,也许会有思想交锋,但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思想。我们期待大家的研究及思想火花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     

体用本末之间:中国近现代的民族主义

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定义异常复杂,以至于以研究民族主义著称的休·赛顿—华生写道:“我被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无法为民族下一个‘科学的’定义;然而,从以前到现在,这个现象却一直持续存在着。”(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而民族主     

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科举制度改革

西方传教士来华后,科举制度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审视,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内在弊端,增强了科举改革的紧迫性;传教士对科举改革的设想,丰富了科举改革的思想,指明了科举改革的方向;传教士的宣传活动,促进了国人思想观念的解放,推动了科举改革的进程。然而,传教士毕竟不是科举改革的主角,其作用与影响终究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