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有着极其鲜明的特色,就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这一道路的形成,深受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郭沫若,一位是梁思永。尹达先生的重要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以《新石器时代》、《中国原始社会》、《中国史学发展史》三本著作为代表。重视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与综合研究,是尹达先生在“从考古到史学研究”学术道路中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治学特点,也是尹达先生能够沟通考古与史学研究,将二者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     

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本文主要依据日本方面现存的档案史料,论述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在实施“满蒙政策”的同时,制定并实施的“对中国本部政策”;1933—1935年间,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形成与华北事变的发动;广田内阁期间,日本以华北分治政策为中心的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以及“佐藤外交”对于该政策的调整与失败;七七事变前夕的近卫内阁,继承了上述政策,并最终发动了“中国事变”。以华北分治为中心的日本对华政策,是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日本局部侵华行动的指导与依据。从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来看,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经由华北事变,迅速走向“中国事变”,包括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内的这个历史过程,并非偶然;它不但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而且构成了日本侵华“十五年战争史”的一个重要阶段。     

日本侵占海南期间推行“军票”的过程及其后果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一些占领区发行“军票”以控制经济、掠夺财富,构成其货币金融政策的主要内容。本文以新近发现的日文版《海南岛三省连络会议决议事项抄录》为基本史料,剖析了日本侵占海南岛期间强制推行军票的过程、手段、实质及其危害。     

申伯纯与西安事变的情结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转折点,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英国记者勃脱兰,在写中日战争时,第一句话就说：“中日战争的第一枪是从骊山的华清池边响起的。”     

中日关系六十年的一些大事

中日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两国两千年交往的历史中,两国人民和睦相处,友好交流相互学习,对东方文明做出了贡献。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后,很快走上对外扩张侵略的道路,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占领了台湾,日本侵略中国半个世纪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史学比较研究如何可能？——刘家和先生《史学、经学与思想》初读记

如何进行中西方史学比较研究以及在新的世界史背景下认识中国史学传统,是当今中国历史学界面临的重要问题,海内外学人倍加关注。刘家和先生长期从事希腊、印度与中国的古史研究,近些年来开始从思想的层面检视中西方史学,因为有着深厚的古史研究基础与通贯中西的理论修为,刘先生总能见人所不能见,于中西史学颇多新识,尤其是在方法上多能予人以启导。当然,由于中西方语文背景与思想进路的迥然不同,双方史学的比较研究,特别是西方的逻辑理性与中国的历史思维如何对接与融通,仍然存在诸多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法国新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评《法国当代史：身份与变化》

在我的书架上有一部法国社会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著作《法国当代史：身份与变化》。它谈不上是法国史学的伟大著作,但由于它由七位具有法国共产党背景和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史学家集体撰写,而且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较为系统地阐述法国近现代史,这就给我们了解法国8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也使我们对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法国“新史学”的浪潮中遭遇的困境和他们的坚持有了重要的认识。     

美国“新左派”史学衰落原因及其遗产探析

作为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史坛上突起的一支狂飚,“新左派”史学无疑代表了美国激进主义史学的传统,成为那个时代美国史学的最强音。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其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于是,在随后出现的史学多样化浪潮的冲击下,曾经喧嚣一时的“新左派”史学慢慢衰落了。本文认为,尽管如此,其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其史学价值和社会意义不容忽视,“新左派”史学给美国史学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8月20日至2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与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共同主办的“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扬州大学召开。包括日本、韩国、美国在内的国内外学者百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八十余篇。这次会议是中外史学理论学者的盛会,也是史学理论学者与中共党史史学理论学者的盛会。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

淞沪抗战的爆发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得手以后,从1931年11月起,先后在天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