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皇帝近":一个重要的中国思想史命题——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评介

雷戈所著《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一书,认为从秦朝到汉初的思想史发展阶段是中国思想史上皇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和确立时期,并将其概括为"后战国时代";采用独特的"历史-思想"研究法,从政治制度、官场规则和官吏的政治生活中,挖掘特定时期的政治思想共识,为政治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并扩大了思想史的资料范围;认为秦汉时期生成的皇权主义秩序,把"天高皇帝远"的制度现实变为"天高皇帝近"的观念实存,实现了对人们思想的可控性,从此,思想成为皇权可以控制和规范的领域,达到了有效的思想专制。这是秦汉以降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特征。该书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思想深度的开掘上,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战后日本三权分立问题研究

战后,日本通过《日本国宪法》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三权分立之原则和形式,但由于世界范围内的趋势、日本政体的问题和自民党的"一党独大"等原因,遂造成三权失衡即行政权急剧膨胀和立法权与司法权遭到严重削弱诸问题。     

打造学术精品 服务教育事业——河南大学出版社新书介绍

《现代文学研究论衡》,《史学评论》,《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     

制度史研究应具整体观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     

科学观的歧义与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多重意蕴

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因国人对“科学”含义理解上的不同,对史学是否属于“科学”有不同的认识;也因对“科学”含义广、狭不同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科学史学”观;由此造成史学“科学化”进程中观念分歧与实践路向上的差异。     

山居贵州——贵州五寨八艺

贵州的大山像一道道天然屏障,以自然之力竭力阻隔着外面的东西涌进来也不让里面的东西涌出去,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但是现在,外面的东西挡不住地慢慢流进来,里面的东西也挡不住地慢慢流出去,只是因为有了山的阻隔,速度缓慢而已。 经常带客人在贵州大山间来来往往的司机小邹一年中没有几天呆在他贵阳舒服的家中,当他带着我们在雷山县路况有些险峻的大山里兜兜转转时,天正有雾,他一面不错眼珠地望着前面的土路,一面说起一段往事：几年前这里根本不通车,从日本东京游学来的一队学生为了体验这里的山居生活,花了六个小时上山,第二天又花了六个小时下山,为的就是能在大山最深处的苗寨里过上一夜,留下些体验。初听时还有点不以为然。 若干天在贵州的大山里兜兜转转下来,在见识了山容地貌,见识了水侗苗瑶,见识了“天无半日晴,地无三尺平”,见识了酸汤的酸和鱼腥草的腥之后,人会一下子舍不得离开,担心这里自然和谐的山居生活和乡土盛宴会突然消失,被涌入的那些东西取代,真到那时我们这些城市动物再到哪里去亲近自然,去舒缓那些叫作“压力、紧张、孤独和隔膜”的城市情绪呢？ 山居贵州,真是一种幸福。[编者按]     

日本的国际战略与中日战争的扩大化——论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一个关键原因

本文旨在考察日本的国际战略在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分析的重点包括这个国际战略所包含的五个方面: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针;对第三国的政策;对九国公约与既有世界秩序的态度;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相互关系的应对。文章提示:日本最初在国际战略上采取了不刺激第三国的方针,以期将战争限定在中日两国的范围内单独解决。但是,它的实际行为同它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不自觉地步步推动美国和国际力量走向援华抑日。在深陷困境之后,面对欧洲局势的变化,在对"东亚新秩序"的执着情结和对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大东亚新秩序"的期待心理的推动下,日本决策层在国际战略上与中国殊途同归,确定了"国际性解决"中日战争的方向。随之,其不仅拒绝退出中国,且进一步结盟德意,刻意通过南进收一举多得之效,从而把战争从中国扩大到东南亚和太平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文职官员在很多场合冲到了军人的前面,反映出日本决策背后的深刻背景。     

一部别开生面的法国革命“暴力史”——读马丹《暴力与大革命：论一种国家神话的诞生》

关于法国大革命,可以做历史“书写”的方面很多,比如可以写它的社会史,可以写它的政治史,可以写它的经济史,也可以写它的化史……而这些也都是早就有人做过的事,听来已经不新鲜了。但2006年3月间法国首席大革命史学家马丹推出的一部法国革命“暴力史”——《暴力与大革命：论一种国家神话的诞生》,听起来不但新鲜,而且还有些另类的味道。该书含有极丰富的学术信息,既综合了近年来有关大革命进程研究的大量新成果,也显示了法国革命传统史学的最新发展动向,很值得一读。[第一段]     

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新特点——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地区性非洲国际会议巡礼

由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历史与遗产研究系承办的“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地区性非洲国际会议”(ISSCORegional African Conference)于2006年12月4-6日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召开,来自南非、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加拿大、美国、法国、俄罗斯以及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国家和地区的78名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54篇。这次会议是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一次在非洲大陆召开的地区性会议,主题是“华侨华人:移民裔群的多元化”(Diversityin Diaspora:Chinese Overseas)。在开幕式上,比勒陀利亚大学副校长…     

尹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尹达先生占有重要的一页。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他追随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定信念和在历史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如对唯物史观作出的具有鲜明针对性的阐述,对历史研究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的阐述,对马克思主义怎样改变了中国史学面貌的阐述,以及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与历史科学的理论创造之关系的阐述,在今天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