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火烧”张昭

公孙渊向孙权称臣投降,孙权决定派大臣张弥、许晏率领一万人马以及大批珍宝物资渡海去辽东封赏公孙渊。张昭得知后上书劝谏道：“公孙渊背叛魏国投降,远来求援,不是本意。即使他现在愿意投降,如果到时候改变主意,打算在魏国那里表白自己,必定会把两位使者扣下,这样不就让我们被天下人取笑吗？”     

明代辽东地方官优礼朝鲜使臣研究

明代辽东为朝鲜使臣陆路入贡明朝的必经之地。朝鲜使臣行经辽东时,不时地受到辽东地方官的优礼。辽东地方官对朝鲜使臣的优礼是明鲜宗藩关系的内在要求。明朝优礼朝鲜使臣的主要动机是密切中朝关系,巩固以明朝为中心的藩贡体系。事实证明,朝鲜使臣受到辽东地方官的优礼后,更多感恩于朝廷。这无疑有助于中朝关系的发展。试梳理辽东地方官对朝鲜使臣的优礼,并对辽东地方官优礼朝鲜使臣的原因、效果加以阐述,以期有助于中朝关系史的研究。     

移动与停泊：山地徒步旅游的移动性实践

在身体的、非表征的理论转向下,新移动性范式中移动/停泊辩证范畴的引入对山地徒步旅游体验研究纵深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以典型山地徒步旅游案例——雨崩徒步的用户生成内容为分析资料,对山地徒步旅游移动性实践中移动与停泊的内涵及二者间的转换问题进行了阐释性研究。研究发现：山地徒步旅游移动性实践是具身化的移动/停泊连续转换过程;移动包括随意性移动和目的性移动,停泊包括支撑性停泊和享乐性停泊。移动与停泊构建起一个斑驳陆离的转换空间,生成了兼容高峰与日常的具身体验;山地非功用性特质和修复性功能共同作用下的情感连带及身体“唤起—阈限—更新”的仪式过程是移动/停泊连续转换的动力,现代性侵蚀和工具性依赖则构成其转换障碍。     

海岱区所见秦帝国烙印

秦王赢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掉最后一个敌手——齐国,结束了战国时期极其频繁、极其惨烈,动辄斩首数万、十数万,甚至数十万的战争灾难,形成了“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秦帝国。实现了周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政治理想。     

安宁河流域的古遗址

安宁河是雅砻江的一条南北流向的支流,地处横断山脉中段东缘。安宁河发源于凉山州冕宁县北部。西源名中江河,发源于冕宁宁源乡牦牛山东坡之黑海,长约32公里。东源名苗冲河,发源于冕宁施乌乡北部菩萨岗与鲁坝之间的干海子,长约33公里。两源流至二道桥汇合名长河,长河南流9．5公里至安宁桥,名东河。以上河源地带山高林密,谷狭水急,为典型的山地河流,两岸不宜人类居住,也没有发现过古遗址。     

青海高原山脉地理格局与地域文化的空间分异

早期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是发生在相对隔离的种群与自然环境之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但由于交通、经济、科技等的高速发展,文化的交融和渗透十分普遍。青藏高原相对独立、封闭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青海高原内部由于高大山脉的阻隔和屏障作用,文化的空间分异相对清晰,文化的交融和渗透还不十分广泛,在现代文化中保留有早期文化的特质。青海高原山脉分布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不同的山地文化,在祁连山与昆仑山之间的湖盆地区产生了昆仑山文化,两山交汇处为昆仑文化的核心区;祁连山西北段为多民族融和的山地文化区,东南段的河湟谷地,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昆仑山与唐古拉山之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文化,将其命名为唐古拉山文化,其内部以巴颜喀拉山为界分为康巴文化和安多文化两个副区。本文通过对青海山脉的地理分布格局与文化的空间分异作初步探讨,旨在揭示青海多民族环境中形成的文化体系,为青海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背景信息。     

从新石器时代刻纹白陶和八角星图看平原与山地文化的关系

刻纹陶、八角星图以及白陶技术和礼器形状,皆源自澧阳平原皂市下层农耕文化中,可是刻纹白陶由山地高庙文化吸收之后,成为南岭游猎族群两千年持续采用的礼器,并配合他们精神文化的需求。山地人用白陶来表达自己的信仰,或创造山地与平原两种形象混合的构图。顺着山地猎民的游动,使用刻纹白陶礼器的习俗涵盖整个岭北与岭南地区,并成为大文化体系的指标。     

后洼上层文化的渊源与流向——论辽东地区以刻划纹为标识的水洞下层文化系统

辽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水洞下层文化、后洼上层文化和小珠山中层文化均是以施刻划纹陶器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从陶器的亲缘关系上看,后洼上层文化是由水洞下层文化发展而来的,并演变为小珠山中层文化,他们属于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同一文化系统。文章在梳理了水洞下层文化系统发展脉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其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简述文武兼备的佟国维

佟国维是清代著名官员,他为人谦和,为官优秀,为清王朝立下很多战绩,可谓是一个文武兼备的臣子。本文试从其出身名门、为官生涯、失志晚年三方面系统地叙述佟国维的生平事迹,以求对其有翔实而全面的认识。     

从“海东盛国”到“辽东盛国”:隋唐至宋元地理观演变之一例

"海东盛国"本来是史籍中对渤海国的称呼,但元代修撰的《辽史》却将之改为"辽东盛国",这主要是由于"海东"作为地理名词的内涵,随着时代的不同发生了变化。这一字之差体现出从隋唐到宋元时期中原王朝对东北地区地理观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