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秦汉边郡研究

在秦汉地方行政结构中,内郡与边郡在行政职能、吏员设置、民族构成、法律制度上存在着诸多差别。研究秦汉边郡,对于探索秦汉时期边地制度与内地制度相互影响融合的规律、秦汉边疆治理、民族关系、秦汉国家结构发展变化、地方行政机制的运作规律等有重要的意义。本世纪初,西北简帛的发现,极大推动了边郡研究。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外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分别从秦汉中央政府分层次、差别化治理,边郡防御系统,边郡职官设置,屯戍,文书运行等不同方面探讨了秦汉边郡的情况。笔者根据搜集到的相关论著,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秦汉边郡研究做一简要综述,以期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裨益,疏漏之处,祈望方家指正。     

劳伦斯·瓦代尔《拉萨及其神秘》评介

1903--1904年,以荣赫鹏为首的英国侵略军武装入侵我国西藏,并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在1888年第一次武装入侵之后,进～步扩大了在我国西南边疆的侵略利益。1904年9月,当入侵军返回英国后,纷纷著书,将世界“禁地”——对西方人而言神秘无比的西藏介绍给全世界的读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些著作中不乏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作品,同时也成为进一步揭露英国侵略我国西藏的铁证。     

试论元代疆域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是中国边疆学基础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多民族融合的特点。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服横跨欧亚的大片土地,建立皇族领地分封制,形成了西北四个汗国。实际上,元朝的疆域只是指皇帝直接统辖的领土。由于元代统治者的民族观与民族政策,又使得元代疆域的形成和统治产生了不同于中原王朝的特殊之处。     

沈阳市康平县东小陵西山旧石器地点的石器研究

2011年4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合作,在康平和法库两县秀水河及辽河地区发现旧石器地点14处,通过分析可将之分为大石片石器、小石片石器和细石叶三个工业类型,年代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其中东小陵西山地点为小石片石器工业类型中石器具有表性的一处地点。     

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康有为从今文经学出发,力主君主立宪和"五族合一",进行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其中边疆建设方略是有机构成部分。康有为在世界格局中认识中国的边疆危机,把握了外藩边疆、内属边疆和内地的联动关系,洞察到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的互动,主张变法新政要在边疆优先实施。边疆建设成为近代中国大势所趋的一个内在动力。同时,康有为亦清醒地认识到,在通往大同的道路上,去除边疆的民族社会界限最为困难。边疆建设一直是康有为历史世界的重要支点。     

加强周边外交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的边疆危机为鉴

中国的近代史可谓是一部充满血泪的屈辱史,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我们被迫打开国门开始,中华民族面临的是一次比一次程度更严重的侵略。一条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寸寸土地被侵略、一批批奋起反抗的斗士被杀害。近代史的屈辱告诉了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每一次事件的发生都给我们在当今的国际交往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周边安全也陷入了危机,边疆领土开始了一步步被瓜分的历程。以史为鉴,当年的边疆危机给我们今天找到制定周边外交政策提供了借鉴意义。我们现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应该更注意维稳、加强合作,探寻新型大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     

清季新疆设督与治疆思路考析

伊犁将军长庚在清末新政时期推动的新疆设督讨论,引发了朝野要员对西北边疆治理模式的争议。长庚在筹划设督的过程中,先后与军机大臣、地方政要展开交锋。新疆设督的争论焦点,由人事纠葛到官缺设置,再到边疆认知、管控模式,随着多次辩论逐渐深入。清廷最终延续了治疆旧制,重新布置了新疆的权力格局,造成了陕甘总督的更替。光绪末年的新疆议设总督事件,既融合了清季新疆体制建构的诸次讨论,也在宣统年间的西北社会中显现出其延续性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风雨中东路

<正>中国东北,是中国少数民族——满族的发源地,近代通称东北为满洲。清朝把东北地区视为"龙兴之地",1668年,康熙下令对东北地区实行封禁,直     

吉林两江镇旧石器地点发现的石器研究

2006年4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进行旧石器时代遗址专项调查,共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地点7处,海沟金矿和石人沟两处地点发现的石器数量虽不多,但却具有代表性,故本文对其发现的石器进行分析研究.     

边地秩序:明代云南西南边疆地区的“内”、“外”之别

有明一代,云南西南地区一直存在"内"、"外"之别。从明初的"版图之外"、"三江之外宜土不宜流,三江之内宜流不宜土",到明中期的"远近之夷",再到明末的"内外之夷","内"、"外"观念在发展,视角也在不断变化。在经历了"麓川之役"和明缅战争之后,地方士人对"内"、"外"土司的划分也发生了变化。从明初到明末,随着边地秩序的确立及重塑,"内"、"外"的涵义不断变化,呈现出动态和多元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