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理论界在考察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时,往往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其自身残存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国共合作的实际环境相联系,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只要仔细阅读陈独秀的著述,不难发现,陈独秀在论述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时,是基于其社会历史进化观,这种社会历史进化观深受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影响,可以说,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才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理论基础.     

试论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创新性教学模式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它具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前进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新的、科学的、先进的教学模式还会不时地涌现出来。学习、借鉴和使用这些模式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它们的精神实质并从自己的实际出发灵活地加以变通。     

讲究“辈份”的毛泽东

毛泽东是反对论资排辈的倡导者,那是指在革命队伍中选拔任用干部而言。然而在人际交往中,毛泽东却又是循规蹈矩、论资排辈的典范。     

“正统论”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理性光芒

具有儒家思想特色的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正统论”中的理性光芒和政治智慧,主要体现在“正统论”中的超越合法性上。这种理论与意识形态以想象的方式按照某种惯例引导人去想象自己与自身所处的实际状况之间的关系不同,启发人从现实的角度思考人与历史、现实的关系,从而将“超越合法性”还原于人心。由此,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寻找能够重新凝聚民族精神的价值理性时,应提倡“中华主流精神”,使它有助于建构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化结构模式,以参与新的世界史规律的形成。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范式创新一例

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骨架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是胡适的一大创见。此说的建立,缘于从“哲学方法的性质”角度探讨“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借助了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晚清经今文家说,运用了杜威式的实用主义以及其他西学新知。胡适取“九流出于王官”之旧说而代之的,是一种根于“进化论”观念、以“历史的眼光”得来的全新的历史解释模式以及一种“疑古”的取向,意义重大。此说开创了关于诸子学起源的自由解释之风气,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中的“疑古”、“释古”、“信古”各派均有影响;在使“经学”从属于“子学”、使“诸子学”成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源头的潮流中,胡适所作的决定性的论断,影响更远;通过严格考辨文献的著述年代来确定学术思想史的脉络,通过了解思想家的生活的“时代”来探讨思想学术发生发展的原因,乃是20世纪哲学史、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尤为重要而有影响力的范式更新。     

从史实论十四音与四声起源及诗文声律论的关系

魏晋以降,随着佛学与玄学的相互影响与渗透,佛教逐渐为中国人普遍接受,名士兼擅佛理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南朝宋侍中何尚之答宋帝时,曾历敷东晋以来长于佛理的名士异德：     

刘知几“实录”论

刘知几所《史通》的实录论,是其基本的史学理论。主要渊源是班固的实录论,也受到刘勰实录思想的影响。他对实录论有重大发展,主要表现于史料采择、史书撰述、史用笔、史义申明、史学批评以及史家修养诸方面,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方面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史学批评中寓理论,指出史书不实之祸患是当朝权贵,面对现实而呼吁直书实录,要求记事撰史相时因俗,辨史论史要求通识,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传统史学领域有着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于今也不无参考价值。     

论语言的形式与语言的“优劣”

本文从语言的结构和形式没有简单与复杂之分,语言没有难学与易学、发达与原始、优秀与低劣之别的角度,驳斥了偏颇和错误的语言价值观。作者认为,任何一种被使用着的语言,都是经过长期演变而形成的完整的符号系统和交际工具,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在有效地为其使用者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而且常常是只有本民族语言才能更好地满足该民族成员自身的需要,才能更有效地表达和象征该民族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