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档案史料辨误一则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分册上刊有一份标题为《热河省政府转报匈牙利人司代诺在朝阳县佑顺寺抄经情形呈(9月9日)》的档案,其档案内容与斯坦因(即司代诺)并无关系,本文从斯坦因国籍、入境时间、来华目的三方面来加以考辨。     

读《古史辨》之《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引发的思考

"诸子出于王官"说始见于《汉书·艺文志》,盖本于刘歆《七略》。近代以来,有关于诸子是否出于王官问题的讨论中,肯定者以章太炎为首,他的《诸子学略说》极力主张"诸子出于王官",并利用对诸子各家的论列巩固自己的观点。他的这种观点被学术界列入"信古"派;否定者则以胡适为中心,他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力陈章说的偏颇之处,认为诸子之学的产生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学术界也因而将他归入"疑古"派。笔者认为这种划分不尽恰当,并将章氏和胡氏的立论依据进行比较,发现胡适的"疑古"实则是建立在"信古"的基础上的。此外,本文还就"学在官府"和"学出王官"的实际进行讨论,肯定了胡适的"古者学在王官是一事;诸子之学是否出于王官又是一事"的论断;与此同时,还对诸子之学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顾颉刚与考古学

顾颉刚先生从中国考古学兴起时就非常熟知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且擅长运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古史辨派的观点,甚至继王国维之后提出了"三重论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古史辨派与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应当分工",并以古史辨派的辨伪学研究作为考古学的必备基础,表明古史辨派与考古学的关系尚有其复杂的一面。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了古史辨派学者古史研究中的若干缺憾,另一方面由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亦足以引起考古学界的关注,至今仍不失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顾颉刚先生治学生涯的启示——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

顾颉刚先生开辟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局面,是民俗学研究的开拓者,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纪念顾颉刚先生就要很好地学习他追求真理、刻苦治学、经世致用、提携后进的精神。     

典籍辨误五则

《经籍(?)诂》还是《经籍纂诂》? 清代学者阮元组织三十多名经生将唐代以前(个别宋人训诂资料也收列其中,如孙爽的《孟子音义》)典籍中的训诂资料汇集在一起,成为一部非常有用的工具书,至今仍无可替代。但此书的名称各工具书的介绍及学者们的称引颇不一致。有的写作《经籍纂诂》,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辞源》(1981年修订本)、《传统语言学辞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四库大辞典》     

甲骨文“骨”“冎”辨释

甲骨文■等字形通常隶释作“冎”字,与其密切相关的■等字形旧释“骨”（冎）,或释“■”,现在许多学者则释作“肩”。依据■等字形在甲骨卜辞中的用法,以及古文字和传世典籍等材料,并从■等字形与相关文字的形、音、义关系来分析,释“肩”依据不充分、不妥当,释“骨”更为合理。通过释论■等形及相关文字的释读问题,进而辨释“■”与“■”两种字形的形、音、义关系,我们认为甲骨文“■”与“■”已明显分化为两个字——“■”释读为“冎”,“■”等形则应释读为“骨”,也就是说“■”与“■”表示的是“冎”“骨”两个不同的词。     

百年佛教疑伪经研究略述——以经录为中心的考察

历代佛教经录中都有佛教疑伪经的记载,这类经典往往不能入藏而散佚,在敦煌出土佛教文献中,保存了一定数量经录中记载的佛教疑伪经,从20世纪初开始,人们对敦煌的诸种佛教文献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就佛教疑伪经的研究状况而言,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说,对这类经典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房山石经疑伪经《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考论

《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为杂糅佛教翻译佛典并汲取中外思想观念撰造而成的疑伪佛经,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在中国北方地区颇为流行。本文通过围绕房山石经本进行文本对勘,针对刻经题记展开历史调查,挖掘该经的流传及刊镌细节。展现了佛教净土信仰与礼忏思想在中土的碰撞与交汇,及中古时期北方僧俗信徒对于疑伪经的容受态度,体现了中土伪撰佛典在佛教义理及文献方面的价值,为考察幽州乃至中国北方地区佛教的世俗化与中国化进程提供丰富及可靠的资料。     

如何在物理课上创设问题情意场，巧妙设疑

在物理课堂教学活动中，巧妙设疑，对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知识的理解程度，十分重要。老师要会用生活经验、兴趣实验，创设问题情意场，会在教材内容、知识衔接、易错问题上巧妙设疑。从而开启学生心灵，诱发学生思考，使设疑成为一种教学艺术，优化物理课堂教学。     

宋代理学家高谈义利之辨的历史原因

宋代理学家较之历代儒家更强调义利之辨 ,其原因多种多样。本文认为 :理学家把义利之辨、人欲横流视为孔孟以后儒学地位下降和宋代社会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力图以明辨义利 ,重振道德来挽回儒学失落的地位和解除王朝的危机 ;同时 ,理学家无法从理论源头排斥佛道 ,只能以公利义利之辨评判佛道之非 ,并力图把儒家的“义”理论化 ,使之成为可以取代佛道的入世型信仰体系等 ,是宋代理学家特别重视义利之辨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