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孔子的民族观

孔子民族观的出发点是明"华夷之辨",明"华夷之辨"的标准是文化而非民族血统。在处理华夷关系上,孔子主张"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和平共处原则,同时也主张"修文德以来之"和"用夏变夷"的怀柔同化政策。孔子的民族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孟子、荀子在他的基础上形成了大一统民族观,为以后各个时代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所接受,为统一中华民族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试论《助字辨略》的成就与不足

清人刘淇所撰的《助字辨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体例的虚词专著。全书共收虚词四百七十六个,分为三十类,并按四声对所收虚词分卷编次,依韵排列,同时类聚条析,讲解精当,对其后的虚词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作者毕竟处于清学初起之时,那时虚词专著还处于开创阶段,这就注定《助字辨略》难免有一些缺陷和不足之处。     

宋代哲学家张械在广西

张拭（1133—1180）,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秆,世称“南轩先生”,北宋汉州绵竹（今属四川省）人。丞相张浚之子,自幼聪颖好学,以荫补官。秦桧执政时,张浚受到排斥,张拭随父谪居连州、衡州近20年。曾受学于胡宏习孔孟学说。累官至吏部侍郎兼侍讲、右殿修撰等,曾被时人公认有“宰辅之才”,只是由于他为人光明磊落,喜直言进谏而未能得到重用。其一生的政治主张为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练兵、抗金复仇。其道学理论以“天理”为义,以“人欲”为利,强调“学莫先于义利之辨”。后成为与朱熹、吕祖谦齐名的南宋道学大师,号称“东南三贤”。     

柯九思生卒年问题疏证

柯九思生卒年问题,因画史和相关史籍记载舛误悖谬,明清以来一直争议不绝。20世纪60年代,宗典汇考明清疑年诸说,将柯九思生卒年定为1290年至1343年,其论遂成定说。本文尝试在复检前人学者诸说的基础上,揆诸史料,以诗证史,重新考订柯九思生卒年问题,将其生卒年推定为1298年至1351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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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统的史学观念,夏商的主体民族、主体文化是同一的,一脉相承的。自本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疑古派的“古史辨”运动以来,中国古史系统遭到彻底的破坏,夏商的主体民族由原来的同一民族变成了两个民族,主体文化变成了两种文化。经过一阵扰嚷,人们对已被否定的古籍和古史失去了信心,只有通过刚刚诞生的中国考古学了解古史。有的学者根据夏商统治者主要活动或发迹的地域,把夏文化与当时主要发现于晋南和豫西的仰韶文化联系起来,     

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

北伐前后史学研究中曾出现“史料的广泛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这两种倾向并存的诡论现象 ,本文即以这一长期为学界忽视的现象为中心 ,探索当时新旧史学见解歧异之所在 ,特别注意考察这一现象与疑古倾向、“二重证据法”的关联。当时新派学者刻意扬弃正统而注重异端 ,形成一种从边缘重写历史的倾向 ;他们为进入世界学术之林 (即“预流”)并与西方争胜 ,而更多关注西方汉学家重视的研究领域和材料 ;这些因素都直接间接影响到学者的史料观 ,既极大地扩充了史料 ,也导致轻视常见文献的取向 ,影响相当广远     

董仲舒墓址辨惑

关于董仲舒的墓址问题 ,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在这篇文章中 ,作者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 ,否定了“西安交通大学董墓”说和“和平门城内董墓”说 ,肯定了董仲舒陪葬茂陵的说法     

敦煌吐鲁番回鹘汉译疑伪佛典

本文专门论述敦煌吐鲁番发现的9件回鹘汉译疑伪佛典：《阿弥陀经》、《慈悲道场忏法》、《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佛顶心大陀罗尼》、《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梁朝傅大士金刚经并序》和《十王生七经》。本文首先对每一件文献作简要说明,然后介绍文献收藏单位的编号、整理者及其研究成果,最后提供相关研究参考文献。     

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

五四人说到“科学”何以更注意其“精神”和“方法”并具体化为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而在实践层面又为什么一度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和郭沫若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之上?这些与今日一般认知的“科学”概念有相当距离的现象是本探讨的主要问题。这既有中国学人对考据方法相对熟悉而能有所为这一技术层面的因素,也因国人隐显不一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没有科学的支撑,国学便上不了台面;没有“国故”这一多数中国学耳熟能详的具体治学对象,以方法为依归的“科学”便不能落在实处。而传统化和外来化这种奇特结合与近代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些特殊关怀又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诸葛亮的疑冢

相传曹操死后,在河北临漳县有七十二疑冢,为防后人掘其真墓。无独有偶,没想到与曹操为敌的诸葛亮,也有一座疑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