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已》、《不得已辩》、《历法不得已辨》之书名及版本

《不得已》,清杨光先(157９——1669)撰。光先,字长公,歙县(今属安徽)人,曾世袭明新安卫中所副千户。崇祯七年(1637),他因上疏弹劾首辅温体仁而遭廷仗,发配辽西。清顺治十七年(1660),先后两次上疏题参汤若望,猛烈攻击天主教和西洋历法。康熙四年(1664),借助鳌拜等四大辅臣之力,取代汤若望为钦天监副。康熙八年(1669)被撤职,“免死放归”,行至山东德州,病卒。《不得已》一书即完成于康熙四年,主要汇辑了杨氏不同时期的专、呈状等,凡     

上林三官考

上林三官考究之学源远流长,自魏时张晏以上林钟官、均输、辨铜为上林铸钱三官之考后,历千数百年,史界未有异歧之说。迄至近现代,学术界方据出土有铭钱范与西汉“钱丞”封泥,核查史料,重新作考,形成数种考说。王献唐、郭沫若仍持同张晏之三官考;陈直、钱剑夫等作钟官、技巧、辨铜三官说;近年,党顺民、吴镇烽又作钟官、技巧、大厩之新考。而80年代发表之拙考——《上林三官核考》(以下简祢《核考》),则持钟官、技巧、均输说。故上林三官考,成为秦汉学界,尤其是秦汉钱币学界关心颇多的研究课题。     

<<事类赋注>>引汉魏六朝赋考

宋吴淑《事类赋注》是一部用赋体写成的、征引富博、体裁特别的类书,其中引证汉魏六朝赋作颇多,将其与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所辑和相比勘,出入颇多,或可据以辑佚,或可为校勘之资。     

文明互鉴视野下的刘基形象研究——以朝鲜半岛的传衍为中心

明代开国功臣刘基的生平和功业,不独在明清中国引起讨论和传播,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朝鲜半岛也受到持续关注。刘基的预言家形象,他的诗文造诣,以及围绕其出处问题产生的历史评价,都是近世朝鲜士人集中关注的议题。刘基作为明朝开国元勋,其形象在周边诸国的播迁与演变,呈现了中国历史文化在东亚社会的传播过程,表明中国典籍及历史文化名人等文化载体在文明互鉴中的重要作用。     

从战场到边疆：西周中期战争的军事考古学观察

先秦时期传统礼制文化广泛存在于中原王畿之地,从未随政治更迭而中断,且持续与周边民族文化发生交流、碰撞。西周以来,这种文化交流和冲突碰撞仍未停歇。其中战争作为冲突碰撞的主要形式,显著地反映了中原礼制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战场是战争在地域上的具体表现,西周中期战场遗存的历时性变化则清晰地反映出周王朝外部边疆地带的动态变化,同时边疆地带的变迁又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     

引领学术方向是著述学术史的唯一宗旨

学术史这一概念迄今尚无一致的界定,自20世纪末叶以来是一个在学术界耳熟能详而又内涵并不确定的术语,尽管这并不妨碍人们根据各自的理解编写不同时间单元和不同学术领域的学术史。按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序》的说法,学术史研究的功能和特点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     

《文心雕龙·辨骚》对屈辞传统经学化阐释的顺从与背叛

汉儒拘囿于以经解辞,"经义",尤其是君臣伦理成为衡量文本价值的权威尺度,而漠视浸染浓郁荆楚文化的屈辞独特的艺术价值.刘勰一方面依照前人,"以经证辞",在《辨骚》中形成"四同"、"四异"的二元对立结构,在"四同"论处留有对王逸骚辞评判的明显依循痕迹,并将脱胎于《诗经》之"风、雅"设置为行为之线索.另一方面,其以南朝人的眼光与审美观品评屈辞,不仅对"四异"宽容,甚至肯定,还挖掘出文本所蕴含的美学特质.这是对屈辞传统经学化阐释的超越与背叛.     

从《折疑梵刹志》看清代南京大报恩寺的房地租赁

房地租赁是明清寺院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大报恩寺毗邻城市,房地租赁在寺院经济中的地位尤其重要。对比《金陵梵刹志》《折疑梵刹志》这两部佛寺志的记载,能发现清代南京大报恩寺房地租赁在明代基础上有长足的发展,种类、数量与收益都有增加,管理制度也更加完备,体现了寺院经济商业化水平的提高。     

裴永清:继承发展中医之路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更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医学科学。当代的中医临床家在治学上要注意两点:一是"古为今用",二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是指精研中医经典,勤求古训,包括《黄帝内经》、《伤寒论》、《经匮要略》、《神农本草经》,以及温病大家叶天士的《外感温热论》、薛生白的《湿热条辨》、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王孟英的《温热经纬》等名著。在此基础上,清吴谦等所编《医宗金鉴》不失为一部较好的临     

俞平伯《红楼梦辨》版本考

俞平伯《红楼梦辨》是"新红学"史上的第一部研究专著。关于该书的版本问题,该书于192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1952年修订为《红楼梦研究》,是比较清楚的事实。但该书是否再版发行,红学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达成一定的共识。而1929年版本《红楼梦辨》的"发现",为这一问题的解答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