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史料实证”素养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伴随新课程改革的开展及历史研究中对史料基础地位的重视,学科五大核心素养之一的“史料实证”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本文试以人教版必修一第13课《辛亥革命》为例,通过一些想法和设计,着重基于史料实证的核心素养审视此课,试图探寻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如何体现“史料实证”的核心素养。     

“重走铁军之路”寻访活动体会选登

不忘过去不忘前辈不忘先烈我这是第一次来汉口新四军纪念馆参观学习,也是第一次到辛亥革命纪念馆参观学习,看过以后深受教育,也了解了湖北省和武汉市新四军研究会的情况,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我再次深切地体会到,中国革命成功,是我们的前辈,是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经过几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今天,当我们享受革命胜利成果、     

尤金·阿杰的巴黎

1920年,尤金·阿杰（Eugène Atget,1857—1927）将自己的2600张底片捐赠给法国文物保护部门,他在信中写道：＂在将近20年里,我从我的个人兴趣出发在巴黎的旧街道拍摄,这些照片收录了16—19世纪美丽的城市建筑,今天这项档案工程已经结束了,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已经保存了整个旧巴黎。＂     

再论汉语“博物院”一词的产生与流传——兼谈E考据的某些问题

1838年刊行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有"博物院"一词,目前所见当是汉语中最早出现"博物院"之处,较《四洲志》中的"博物馆"提前了三年。经过考证,此处的"博物院"或指1828年对外开放的美国费城自然科学学会博物馆,此馆亦标志着美国以博物馆为基础的自然史研究开端。中国近代早期博物馆史料零散,通过网络数据库得到若干孤立资料,如若不返回原始语境解读文本,而仅从字面望文生义,牵强勾串,进而试图得到一个大结论,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做法。     

明代科举士子时文阅读初探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的明代,时文作为科举士子的必修课已逐渐成为官方取士最重要的文体。时文阅读由明初的明令禁止到明中期的普及化、群体化发展,最后到明末的士子"非举业不览",每一阶段都与科举制度、出版业发展息息相关、互为影响。时文因其特殊的政治属性而备受关注,在明代拥有最大的阅读群体,士子因切磋揣摩时文写作而结成文社,文社规模的发展壮大也对科举取士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时文阅读逐渐将经典的神圣阅读带向了工具性阅读,阅读的工具属性带动了明代出版业的兴盛发展,坊刻、私刻时文刊本的充盈不仅满足了应举士子的阅读需求,为其提供应试捷径,同时还将时文的文学地位大幅度提升,赋予了时文阅读更多的文化属性和内涵。时文的读者、作者、出版者在彼此独立的同时,角色随时可以互相转换,可以说,明代时文阅读活动中的士子承载着多重身份,这种特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代士人复杂的心态和价值观。     

印本时代与日本江户《诗经》传播

<正>日本《诗经》传播史上,《诗经》传播的载体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口头传播,比如师匠传给子弟,父亲传给儿子;有书面传播,例如加注了“道春点”、“文之点”、“安昌点”等不同训点的《诗经》注本,或是像朱子、古学、折衷考证等学派总结的各种读诗要领。传播目的也各不相同,或像释奠、进讲,面向特定场合、面对特定听众讲《诗》;或用之吟咏,陶冶情操,内化汉学涵养者;或以《诗》劝善惩恶,风化天下。江户亦然,传《诗》有着丰富的媒介和多样的方式。但与前代相比,江户特色最明显的,还是大量出版印刷的《诗经》书     

钱穆与《国史大纲》

正若按当下的毕业文凭论,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只能是中师肄业。钱先生9岁入私塾,13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1911年因辛亥革命被迫辍学,这一年钱先生只有16岁。此后便开始了一生漫长的自学。1929年,钱穆先生任教苏州中学时,在教学之余依然不放弃学术研究,撰写了《先秦诸子系年》和《刘向刘歆年谱》等重要研究作品。四川蒙文通先生此时正在南京内学院跟     

晋献公的成与败

正一部晋国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春秋史。在众多晋国国君中,最赫赫有名的,自然是非晋文公莫属。他在城濮之战中一举击败强盛一时的楚国,"取威定霸",确立了晋国在中原地区的霸主地位,跻身于"春秋五霸"之列。这固然是晋文公本人主观努力、麾下三军将士效命的结果,但同时也是春秋以来晋国长期发展壮大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晋献公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李宗仁回忆录中的“迷信”事件

正笔者读民国史,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蒋介石、唐生智、刘湘这样的一批武将,虽然标榜自己是"新派"人物,信仰科学,但是在人生的不如意阶段或者前途未卜的迷惘期,却还是愿意去寺庙拜拜菩萨,请求高人指点。这些逸史散见于各种回忆录、文史资料,真真假假,是非难辨。但读到《李宗仁回忆录》时,却发现真有这样几则"迷信"故事,汇集并编纂如下,以飨读者。李宗仁是广西桂林临桂西乡村人。他的家乡如同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一样,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