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发运使制度考述

发运使始设于唐代,至宋代,成为财计系统中最重要的使职之一。目前对宋代转运使的研究已比较充分。对发运使的研究仍很不够。宋代发运使的演变过程、职责,发运使与转运使的关系等问题都有待於深入探讨。本拟对宋代发运使的有关问题作一系统考察。     

有关宋辽交聘中泛使概念的几点辨析

海内外学术界对宋辽交聘中泛使概念的传统看法有三第一,泛使是国信使的俗称;第二,泛使是一般的使节;第三,泛使是渡海而来的他国使者。本文认为,宋辽交聘中的泛使,既不是国信使的俗称,也不是一般的使节,更不是渡海而来的他国使者,而是国信使中与常使不同的、往来不常的一种特别使节。本文还对横使概念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横使和泛使是同一种使节,均为宋辽交聘中的特别使节,即宋朝人文献中记载的“专使”。     

论宋少师黄棆的“民本”思想

黄棆,字公择,罗源县城人,系三黄世家肇基祖黄执躬之三子。生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登王十朋榜进士第。历官海盐、任安县知县、将作监丞、朝奉大夫、右正言、广东东路转运官,封罗源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敕巡广南东路转运使兼本路劝农使兼提举本路盐事,授秘阁修撰、集英殿修撰。嘉泰二年（1202年）卒,享年76岁。绍定三年（1230年）诰赠少师（一品）。其为官四十余载,历仕四朝（高、孝、光、宁）,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宦绩政声．载誉朝野。     

日本遣隋使来华次数探究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多次遣使来华,本文根据史料文献记载分析在中国隋朝时期日本遣隋使来华的年代及次数,突出其在两国交往中的特殊历史地位。     

新发现的南宋"使府酒务"钱牌

新世纪初笔者集得一件南宋铅质钱牌。钱牌正面为楷书“使府酒务”,背面为“细酒拾捌界叁伯”;长85,宽35毫米,重30．1克;包浆完整,呈灰白色,系出土品;与南宋临安府钱牌形制风格完全一致。钱牌有划损痕,但边缘完整无缺（左图;插四图1）。“使府酒务”钱牌为国内首次发现,确属国内仅见。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考——从明代陈侃《使琉球录》谈起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问题 ,在现今的中日关系中存在争议。1 53 4年中国明代琉球册封使陈侃上呈的《使琉球录》中 ,便对中琉疆界作有明确记载 ,后世中、日、琉球三国的政府官员、学者乃至岛民水夫亦皆以为是。这充分证明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原本便是中国领土 ,历史记载的古米山 (现今的久米岛 )才是古代琉球王国的西部疆土。“古人日以远 ,青史字不泯”。只有尊重历史 ,才能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     

北宋初期转运使制度的演变

转运使是北宋地方行政制度设置之一。从北宋立国之初的诸类转运使,到确立并完善为路一级地方行政设置,经历了大约三十年时间。本文对太祖和太宗时期转运使制度演变过程的史料进行了详密的梳理和分析,就有关地方转运使设立的时间、先后步骤、太祖和太宗强化中央集权政治的基本思路等,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文章认为,转运使制度的设立,应该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加以考察,作为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的重要步骤,与传统的“杯酒释兵权”的解释相比,始终按照“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方针,协调地方行政机构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其意义更为深远,北宋政权亦藉此成功地避免了重蹈五代时期政权短期更替的覆辙。     

“不科举之科举”——清末浙江优拔考及其制度性困境

清廷立停科举后,保留了优拔考试作为善后之策。按照设计,浙江在提学使支恒荣主持下,先后于丙午年(1906)举办了优贡考试、己酉年(1909)举行了优拔考试。这两科考试吸引了大量具有新式身份的考生参加,造成很多弊病,更引发科举复归的争议,遭致时人与时论的诸多批评。当时认为续行的优拔考试实际是"不科举之科举",起到了强化时人的功名意识与科举崇拜的作用。因此,讨论废除科举制的社会效果与后续影响等问题,有必要从制度史与社会史结合的层面,将优拔考试等清廷采取的后续补救措施所起的作用考虑在内,并注意从历史记忆塑造的角度,结合其时与考优拔诸人的言行、学部和提学使的具体作为,来重新检视传媒、当事者及清亡后时人的后设反思,乃至后世研究者的研究于再现和重构清末科举停废一事中存在的差异与盲区。     

明代云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设置研究

本文分析明代云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设置的背景、原因、特点以及意义。在前人讨论军民指挥使司以及挖掘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明代云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设置的具体情况,从元末明初滇西地区的形势、定边战役与云南卫所建设,永昌地区在滇西南防线中的地位,及永昌地区的军民人口数量、田赋状况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金齿军民指挥使司的设置是滇西地区边疆形势的需要,也与永昌地区军民人口数量、财政状况相符合,对保障明初滇西边疆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驻华使领馆撤使与情报人员的布留

甲午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日本在逼迫朝鲜否定与中国宗藩关系的同时,以中国阻碍其实行朝鲜内政改革为辞,开始秘密向奉行中立政策的美国托付撤使后代为保护其在华利益事宜。日本撤使准备虽早,但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却等到中国驻日使馆发出撤使照会之后才下达撤使命令,且只准备撤离长江以北的北方各大使领馆,试图以局外中立之名保留上海总领事馆及所辖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日本势力。后因清政府强烈要求,加上中国民众群情激愤,在顾虑重重的美国驻华使领馆的敦促之下,才不得不撤离所有在华使领人员及重要通商口岸的日本人,但仍用巧妙的办法在京津、烟台和上海等地布留情报人员,深入探查威海卫、天津、牛庄、山海关、鸭绿江等地军情政情,为日军作战提供便利。随着三大间谍案告破,美国方面不得不明确其代为保护的权限及性质,潜伏的日本情报人员陆续回国,回国后继续为战争推波助澜。日本撤使实质上是其备战的一个环节。在日本撤使过程中,中国方面大体本着国际法原则处置,有理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