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三省官银号及其发行的货币

正东北地区首推奉天(辽宁)省开发较早,商品经济发展迅速,货币需求量大。1894年盛京将军裕禄向中央政府"奏设华丰官帖局"以"疏通圜法,而通市面"①,并发行纸币解决地方的财政困难,但因为流通区域较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货币短缺。1896年,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整顿钱法,收回华丰官帖,奏请中央政府"另设华盛官钱局"②,一时方便商民。1900年庚子之役及1905年日俄战争又使奉天省金融币法紊乱,商业萧条。在如此恶     

美古难以走尽的90英里

正"距古巴90英里。"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中的西礁岛是美国大陆最南端,岛上南大街和怀特黑德大街汇合处有一个倒置的巨大陀螺,作为美国大陆最南端的标志物,其上刻着这句话。90英里相当于144公里,大致是北京市中心到天津市中心的距离。岛上有诸多以"古巴"为招牌的店铺,其"古巴情结"也因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一段经历而更为浓烈——1939年,海明威从西礁岛来到古巴首都哈瓦那,并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中超过1/3的光阴。他曾经这样描述古巴:"我热爱这个国家,感觉像在家里一样。一个使人感觉像家一样的地方,除了出生的故乡,就是命运归宿的地方。"     

《玉海》卷一八二“沈义伦任京西转运使”之说更论

《玉海》卷一八二述乾德元年沈义伦为京西转运使,并据以为诸道置转运使始见之资料。综合宋初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沈义伦于乾德元年被命非京西转运使,似当为陕西转运使。北宋初期沿承唐末五代制度设转运使,然实行之初,对应的实际职责显然有别于乾德三年后地方行政长官一职,仅据其名而断定作为地方行政长官之转运使设置之始,似亦与宋初史实相去甚远。     

郑和赴旧港册封宣慰使史事考论

永乐二十二年（1424）正月,郑和奉明成祖之命。赴旧港册封济孙为旧港宣慰使。以前,有的学者说郑和不是“七下西洋”,而是“八下西洋”,就是因为加上了郑和的这次出使。实际上,其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增加了一次下西洋的次数,而在于它突出地表明,旧港。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明初时与中国的关系达到了何等密切的程度。     

亲见亲闻启新知——戴鸿慈和《出使九国日记》

在白云山公园索道之下的山腰、千尺嶝中段之侧,有一座戴鸿慈墓,被定为广州市重点保护文物．墓主为何许人也?他是清朝的高官——戴鸿慈。有清一代,粤人以尚书入军机、任协办大学士者．只戴鸿慈一人而已。戴鸿慈以身居封建王朝高层的官员．是个终身从政而具有忧患意识的开明知识分子。受时代影响,他虽不象康南海那样在中国维新的历史上领风骚,但作为封建士大夫之一员,享有“知新”的     

宋代转运使补论

宋代的转运使地位重要 ,以往的研究 ,较多地注意到它与唐五代宋初的转运使、随军转运使及巡院等的联系 ,对它是宋初藩镇替代者这一点重视不够 ,而这却是正确认识宋代转运使的关键。宋代统治者为了防止转运使成为像唐代藩镇一样的割剧势力 ,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 ,除了先后将地方军权、刑事权等分割给别的官司外 ,更重要的是不赋予转运使直接任免、升黜、奖惩本路官员的权力。转运使的权力受到过多限制 ,财政过于集权 ,造成诸多弊端。在管理出现混乱、中央财政需要得到确实保证、朝廷对财赋不断产生特殊需求的情况下 ,宋廷被迫将财权向转运司适当下放 ,从而产生了相对独立的路级财政管理层次。但是 ,宋代中央集权的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 ,路级财政的独立性是有限的 ,转运使不可能完全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     

香港到底有多香

关键词港澳购物游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港澳游的热度开始升温,由于香港有"购物天堂"之称,因此很多人去香港都是观光兼购物。尤其是1996年,人们对香港的兴趣一下子大增,访港旅游人数达1170万人次,香港旅游收益达845亿港元,旅游业已取代纺织业成为香港赚取外汇最多的行业。1997年,香港回归,赴港游限制放宽,香港游似乎变得可以亲近了。     

贵阳城墙的兴废

城垣修建经过 贵阳城垣,修建的确实年代,资料缺乏,无从考述。元顺帝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年）宣慰使范汇写过一篇《八番顺元宣慰使题名碑记》文中,有“我军到其地,诸部悉归顺,始置宣慰司都元帅府,改贵州为顺元,屯住城中”,据此,可知在宋代贵州即贵阳,元代改为顺元,不过表示归顺元帝国的统治。     

马戛尔尼使华事件中的英吉利“表文”考

在马戛尔尼使华事件中,原本"极有大体"的英王致乾隆皇帝的国书,因英国使团所聘华人翻译者有意识的改动,沦为一份属国"表文",而英国使团对此毫无察觉,坦然呈交清廷.此中出现的错误,虽非清廷君臣直接操纵所致,却也清楚地反映出乾隆盛世闭关自守体系下中外交往的重重阻厄,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了此后几十年中英关系的发展.     

近代北方口岸与上海间外贸埠际转运变迁

北方口岸在开埠后相当长时期内,需要依赖上海作为对外贸易的中转点,但这种外贸埠际转运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由紧密到疏离的变化。由于北方原有中心口岸贸易条件的成熟、北洋三口的新组合及日本着力发展对华贸易等因素,北方口岸在20世纪上半叶逐渐脱离了上海外贸转运的辐射范围。这种转变使上海由全国外贸转运中心降为华中地区区域性外贸转运中心,并反映出20世纪中国内外政治经济变化下国内口岸贸易格局的重要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