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良渚文化发现的头盖骨器

良渚文化有流行用头盖骨作器的习俗。从这些头盖骨器的出土背景、制作工艺来看,兼具实用和宗教功能。这对于我们认识良渚文化的社会发展水平,理解良渚文明的内涵有启示意义。     

苴却砚设计流变中的传统器物美学意识探究

文章通过对苴却砚设计流变中题材变换和审美意识的梳理,探究传统器物美学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对于传统工艺继承和革新的启发。通过对苴却砚的历史溯源,概述其发展及现状,分析和总结苴却砚从古至今图案设计中的题材流变以及审美意识转向;探究传统器物的艺术文化内涵如何受到少数民族文化和时代主流文化两方面的影响,从而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在时代变迁中梳理了传统器物美学观的形成与发展,围绕道、器关系,分别从儒、道、释三个角度出发,分析苴却砚石文化中的传统审美意识。在新技术条件下,传统文化面对使用群体与对象的改变,亟需转型。     

“中山三器”代表的文化同化

“中山三器”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三件代表性青铜器,分别为中山王舋鼎、中山王方壶、中山妾次圆壶。“中山三器”的器型构造独具艺术特征,既带有中原审美的特点,又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民族融合之特征。其上的长篇铭文,承载了中原的儒学思想与天道观念。“中山三器”的器物特征及其所刻铭文反映了鲜虞白狄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产生的同化,代表了北地民族与中原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堪称我国青铜器珍宝。     

车马心结与礼制安排：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车马及器物问题探微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车马及器物不仅是礼制的重要载体,也是墓主的心结所在。由于身份的尴尬及低调避祸的需要,这些器物未必都能加以实际使用,由此呈现出私人性的特点。而当它们以拆车葬的形式随葬于地下之时,则不仅是对于生器的功能消解,也在绝望的心境中,埋葬了再次车马之盛的诸侯王之梦。随葬车马坑出现统一的“驷马安车”车制,展现了出行时的状况,也是当时政治态势下的一种避祸选择。墓室中的车马器以明器模式出现,则与车马坑中的器物有着不同的功能性质。     

“南海Ⅰ号”瓷器反映的多文化融合

器物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内涵,器物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传承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易经》中载“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物即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具,其外形和制造过程蕴含了文化理念和民俗信息。m民间陶瓷源于民间生活,充满了劳动人民对生活纯真质朴的向往和期盼,反映了人们生活状态、思想情感和审美习惯的变化。     

试论两汉随葬车马明器

车马明器随葬在商周时期即已有较多出现,是真实车马埋葬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车马埋葬制度与丧葬观念的变化而有所发展。两汉时期,根据墓主人等级的不同,车马明器在组合形式、数量、规模等方面不尽相同。受当时社会政治、丧葬思想、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东周铜箪铜筥考——兼论“樽”与“觯”

"铜■"旧称为"卮",在墓葬中多与盘、匜、盥壶相配为盥器,也可用作食器或"分半"量器,其自名之"■"隶定为"枝",当读作"箪"。在《仪礼》中,"箪"用于盛放巾栉等盥洗用具而与盘、匜相配;在战国秦汉文献中,箪也可用作食器或容积半斗、半斛的量器。战国墓葬中的铜质筒形"镂孔杯",遣策称之为"■白之■"或"熏■",即《方言》《说文》之"墙居"或"觵白之筥",用于薰衣或盛放罚爵。遣策称为"羽■"的筒形容器应该是《仪礼》盛食器"杅(盂)"与"筥(篹)"的连称,而不是过去定名的"樽"或"洗"。两周时期"筒形杯"的造型与"■白之■"极为相似。这类"筒形杯"自名曰"■",出土时常与"斗形爵"配对,两者分别对应《仪礼》饮酒器的基本组合"觯"与"爵"。《三礼图》"筥"与"觯"的形状也完全相同。     

淄博市博物馆藏博山大街窑金三彩狮形器

金三彩是金代烧制的三彩瓷器,名称沿袭唐三彩而来,金人统治下的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区都均有烧造。三彩器本属于低温釉陶,唐代烧造出的"唐三彩"达到了这种烧造工艺的顶峰,而宋金三彩是在唐三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胎所用的材料为瓷土,已属瓷器。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时山东地区战火纷飞,而位于山东淄博的博山大街窑瓷业却异常繁盛,其烧造的金三彩造型奇特、千姿百态、争奇斗艳,俗语云:"博地有古瓷,深藏无人知。一旦出土后,光彩照人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