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阔台“画境”十道考

本文考订“画境”十道的内涵、名称及其建置过程,分析其地位与影响。本文认为,“画境”十道是窝阔台时期的中原政区划分,其本身即为蒙古达鲁花赤制度与中原分路之制相结合的产物。十道大体上可以确定为山西、北京、燕京、河东、彰德、河北、大名、山东西、山东东、陕西等道。其政区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到太宗八年前后才定型。“十道”之制推动了中原州县达鲁花赤制度的建立,对元初的政区制度也产生重要的影响。     

内乡县衙建置沿革与现存遗迹考

内乡县衙所存遗迹是清末章炳焘时代留下的。清末县衙的东西两路与明代及清光绪重建前大不相同。今天按照明清两代地方志复原的建筑群,不仅与章炳焘所留的清末旧衙署基本没有什么关系,与历史记载中的明内乡县衙也相去甚远。鉴于该衙正成为史学界研究明清官僚政体的新史料,弄清楚它的沿革、遗迹和现状间的关系是必要的。中国衙署建筑所存遗迹极稀贵,如内乡县衙可反映行政制度变迁者更少,故应特别慎重对待。     

鸠·鸠杖·鸠车

鸠杖、鸠车在汉代甚为流行。对于这一文化现象,作者在对鸠的原始造型及其文化含义作简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鸠杖、鸠车在汉代受到青眯的原因,指出鸠杖、鸠车流行于汉代是当时尊老爱幼之风甚盛的物质体现。     

从张家山汉简《具律》看汉初“爵论”制度

爵位是汉代法律量刑时的一个重要标准,爵位的有无与高低决定着刑罚的减免与否。本从张家山汉墓竹简《具律》篇中有关内容出发,结合其它出土竹简及相关史料来讨论汉初“爵论”制度在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中的表现,并通过与秦律作比较来探讨其变化与根源。     

近代前期思想家对英国贵族制的评论

在近代前期的200多年里,英国乃至欧洲思想界长久关注着不列颠贵族体制,对其褒扬或贬抑。两种力量的基本发展态势是,在17世纪,“褒扬派”占有绝对优势;进入18世纪后,两派势头呈大致均衡;19世纪以来“贬抑派”的势头则逐渐增强。但由于传统保守主义文化的影响和政府限制,国内始终没有形成强大的反对贵族体制的政治运动。     

临沂汉画像石中所见车骑出行图考释

临沂是我国汉代画像石出土较集中的一个地区,画像石不但遗存数量多,而且雕刻精美,内容丰富,尤其是画像石中较为多见的车骑出行图,更是形象的再现了当时现实生活的场景,那骏马昂首奔腾,疾驰华贵的车乘,前有导骑,后有随从,簇拥满道,车水马龙,场面十分壮观。现对车骑出     

古代西南地区“杖”制考

杖是出现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种文物,它表明西南地区的一些民族在商周至秦汉时期曾有过用杖习俗。在这种习俗中,杖是权力的象征物,巫师和拥有巫师身份的部落首领是杖的使用者。“西南夷”杖与“蜀”杖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原因是两者之间曾经存在过某种程度上的同一宗教文化背景,而两者的杖在数量上的多寡则源于古蜀国与西南夷诸族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     

宋代的石藏葬制

宋代石藏葬制的发端一般被认为是治平四年(1067)英宗永厚陵,仔细查考文献可知,此时实以石椁作为变通形式。真正在皇堂内设置地下石藏,始自元丰三年(1080)慈圣光献皇后陵。而在此之前,熙宁八年(1075)韩琦墓已首次特诏构筑石藏。此后,又有少数与皇帝关系特别密切的王爵及对朝政起重要作用的宰臣得以使用。通过排比北宋后期帝陵、后陵、特制亲王宰臣墓、亲王墓资料,发现在墓室尺寸、石藏尺寸、石门有无等方面都构成了比较明显的等级差别。在考虑宋代墓葬等级问题时,除了地上设施诸因素需要纳入考察视野外,对于特制墓例地下形制的独特之处也要给予充分的注意。     

关于《唐大诏令集》的史源问题

《唐大诏令集》是研究唐代王言最重要的史料。究其史源,包括唐宋时人所编的各类制集、个人文集及唐代各种文献,都可以纳入考虑。此前有观点强调《唐大诏令集》来自实录,这是值得商榷的。作为王言文献的合集,《唐大诏令集》与实录体史书,存在体制性的差异,实录体史书更无法容纳体量庞大的王言。实录作为一种编年体史书,征引王言史料是必要的,与其他史料的使用是一致的。宋绶的时代,唐代王言史料存在相对丰富,坚持大诏令来源于特定史籍的观点,不仅难以成立,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     

关东州会制研究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旅大地区建立了关东州殖民地。会是关东州最基本的地方行政机构,日本殖民政府对关东州殖民统治主要是通过会来进行的。但关东州的会只是一种行政上的辅助机关。1925年6月20日,日本政府以第238号敕令的形式公布《关东州会制》,正式赋予会以法人资格,以后又不断强化,确保其殖民统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