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潮中的浪花——上海沧桑巨变中的几个故事

上海是中国和平崛起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上海的发展可以看做是中国某些高层次变化的缩影。     

金文王姊、王姑考

西周金文中作修饰语之“王”字,有“大”“首”诸义,冠于亲称之前,一般表示年长。如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M2158出土“芮伯作王姊”组器,铭文中的“王姊”即大姊,其身份当为芮伯之长姊。见诸伯庶父簋、应侯见工簋盖铭之“王姑”,则指大姑,也就是父亲的长姊。同理,西周金文中的“王父”“王母”之王,亦多指年长,而非辈分提升。此类亲称系统,显然有别于《尔雅·释亲》等东周文献之记载,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的比对运用,应审慎处理。金文亲称“王某”内涵的准确把握,于推进西周婚姻、家庭和社会组织等问题之研究,以及相关史实的复原,当有助益。     

1413·贵州——风雨沧桑600年——沙龙四人谈：回眸千载沧桑路

公元1413年（明永乐十一年）,大明王朝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正式建制为省,以贵州为省名。自此,贵州成为了全国第十三个行省。这意味着贵州的国家化、内地化,与中华大地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融为一体。     

一部中国古代和亲问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读崔明德博土《中国古代和亲史》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和亲”,是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因此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崔明德博士是较早涉及这一研究领域的学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大学读书期间,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发表了有关唐代和亲问题研究的学术论。之后,他又相继发表了《唐与薛延陀和亲原因新解》、     

桑吉拉姆：永远的仙女

年复一年的夏季,青藏高原成千上万只母羚羊都要经过长途迁徙,前往青藏高原腹地的新疆、西藏．青海的无人地区集中产羔。几百、几千甚至上万只的藏羚羊产羔的同时,狼、狐狸、鹰鹫等食肉动物也尾随到此。血腥的厮杀中,部分小羊成为食肉动物的美餐,大自然的食物链在这里得到充分展示。依靠庞大的数量优势,藏羚羊种群才延续至今。     

儒商世家——刘秉璋家族百年沧桑（上）

上海新闸路陕西北路口附近,有一处十分僻静的院落。院分里外两进,迎大门有四棵高大的广玉兰,那广玉兰棵棵长得枝粗叶大,青翠欲滴,遮蔽了院内一半的光影。到夏天,浓荫就越过了墙头,伸到街上,远远望去,非常气派。知道内情的老上海们都说,这是当年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的花园里移植过来的,那时李经方从北站附近的安庆路移居沪西,花园里的树木和假山都送给了这儿的主人。几十年后,假山被搬往静安公园造景,剩下四棵广玉兰竟挺拔至今。穿过前院的林木和草坪折向院东,原先有一道由太湖石垒成的假山屏障,假山后面是竹篱笆,篱笆外是另一处花园洋房,那…     

饱濡铅泪记桑田——陈寅恪与胡适眼中的“台湾民主国”

随着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史与台湾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台湾民主国的著作越来越多.较有代表性的有黄秀正的《台湾割让与乙未抗日运动》(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黄昭堂的《台湾民主国之研究》(台湾现代学术研究会1993年版)等,但是这些多为港台学者的著作;大陆关于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相对较少,其中主要的有桑兵的《甲午战后台湾内渡官绅与庚子勤王运动》(《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等,而且许多仍然停留在史实陈述层面和历史评价上,真正深入地研究尚待展开.     

割股奉亲缘起的社会背景考察--以唐代为中心

割股奉亲现象的出现和蔓延与六朝隋唐特有的社会文化氛围息息相关,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割股奉亲很可能起源于人肉治疗结核性疾病的民间偏方。而这种骇人听闻的行为能够发展成社会风俗并成为衡量孝心的重要尺度却依赖于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惟一能够阻碍其蔓延的儒家教条“父母之体不合毁伤”,早在沉重的赋役压迫和游牧民族文化、佛教理论的冲击下变成一纸具文,加上儒家理论存在自我矛盾之处,使得割股奉亲行为中“孝”的一面被放大、对儒家教条的破坏被忽视。割股奉亲藉此蔓延,并且流毒千载。     

宋代桑税考论

宋代桑税肇端于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除与桑蚕业、丝织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以外,唐宋之际两税法制度的变迁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宋代赋税体系内,桑税是国家正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征税方式北方以桑功计量,南方则依据桑地征收。桑税的出现是土地作为征税对象进一步细化的结果,也是宋代两税区别于唐代两税的一个重要特征。     

明代藩府著述辑考

明代藩府是明代社会一个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群体,对于明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在综合辨析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对明代藩府著作和撰述作了较为全面的钩沉、辑录和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