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边地傣族土司的国家认同——《建设腾龙边区各土司地意见书》概说

民国时期,从刀安仁呈文到《建设腾龙边区各土司地意见书》,腾龙边区傣族土司多次提出边地建设计划,力图提高边疆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防中的地位,借以向中央及云南省政府表示归附与忠心,充分反映出腾龙边区傣族上层国家认同意识的加强与发展。而《建设腾龙边区各土司地意见书》是由时任土司代办、"国大代表"制定的边疆开发方案,其最终目的是在改革之下保留土司制度,立意并不高明,但书中的建设主张,仍多洞悉边情、娴熟于边疆治理的务实之论。     

试论清朝对哈萨克的“封官授爵”

通过对"封官授爵"中"公爵"、"台吉"、"品级"、"顶翎"等具体内容的考证和解析,作者认为在给卡外界内哈萨克身份进行定位时,不能被清朝皇帝以及典章文献中有关哈萨克的各种宣示和定位所迷惑。从"封官授爵"的实际内容和效果来看,既往的研究,将清朝对卡外界内哈萨克"封官授爵"视作卡外界内哈萨克实际上已经成为清朝属民的一个重要依据,应该是正确的。     

皇家气韵 匠心独运——清乾隆御制画珐琅鼻烟壶

鼻烟壶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其诞生地虽不在中国,却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而且长盛不衰,被誉为“集中各国多种工艺之大成的袖珍艺术品”。明末清初,鼻烟传入中国,进而引发鼻烟壶的制作,至今已有四百年的历史。鼻烟壶采用瓷、铜、象牙、玉石、玛     

壮族花婆神职及其生态女性主义伦理观

在对花婆神话的研究时,应力图将过去单一的生命形态的研究,拓展到对始祖神、床头婆（生育女神）及麽婆三种神职结合起来的境界加以观照,以探究壮族神话中的生态女性主义伦理特征。其目的在于,在反恩哲学解构主义思潮的同时,以超越对“普遍物”的关注。转而为对局部的、具有特殊的背景的族群的关注,触动启蒙时代理性主义的诸多偏见,推出一种发扬女性视野、尊重生态规律的新理性主义,提供一种缓解生态危机的思想途径。     

清代蒙古文史著对“传国玉玺”的书写

皇太极所获林丹汗“传国玉玺”,对蒙古人而言具有政权更迭的象征意义。清代满蒙文档案,以及《蒙古源流》《金轮千辐》《水晶鉴》等十余部成书于17—19世纪的蒙古文史著中有关皇太极获玺事件的记述表明,在清廷无意以“传国玉玺”促成蒙古诸部承认其统治合法性的前提下,清代不同时期的蒙古文人对“传国玉玺”史事的书写呈现出较大差异。清初蒙古文人集体回避了与“传国玉玺”有关的话题;而随着对清朝文化和政治认同的增强,清中后期的蒙古文人则逐渐站在清朝的立场讲述“传国玉玺”故事,并基于个体经验差异,对玉玺来历、性质以及皇太极获得玉玺的过程等进行了多样化诠释。     

红色旅游解说对游客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 ——以雨花台烈士陵园为例

红色旅游解说对促进红色旅游发展、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众国家认同感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以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为例,从解说方式、解说内容、解说丰富性、解说满意度等视角分析红色旅游解说对游客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工解说与非人工解说的合理搭配、以文化和人物为主的解说内容、讲解内容的丰富性及超出...     

魏玛共和国犹太人的德国认同

魏玛共和国犹太人在政治、文化和宗教生活方式上都表现出高度的德国认同。德国犹太人的这种国家认同既有重要的历史基础,也是现实的需要和客观环境压力的结果。魏玛共和国犹太人的德国认同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犹太教、犹太文化限定于宗教和文化的而非民族的层面,从而减少其与"德国国家认同"的冲突;二是强调犹太人与德国主流民族、语言、文化和历史的紧密关系。犹太人的德国认同对其族群产生了重要影响:犹太族群中发展出了对东方犹太人的歧视;排斥犹太复国主义;低估反犹主义的危害,以致对大规模地迫害、屠杀犹太人缺乏预见性等。     

合肥包拯家族墓地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安徽合肥包拯家族墓地位于江淮之间,为我们认识南北方交界地带宋代家族墓葬的丧葬文化提供生动实例。通过对包拯家族墓地发掘信息的归纳与整合,可以明确包拯原葬之地即位于此处,且家族墓地的选址与布局受风水堪舆思想、礼制观念及家庭状况等多种因素制约。墓地中规格较高无名墓的产生,应与其墓主人显赫的家世有关。墓地的使用上限可能较以往认识更为靠前,最先下葬者或为包拯长子包繶。     

媒介话语、市场话语与文化符号的生产和传播——“中国福娃”的几个关键词

“中国福娃”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其表征意义是由政府话语、专家话语和市场话语共同建构的。政府话语生产了它的政治表征意义,即和平、友爱、团结。这是国家形象的传播;专家话语生产了他的文化表征意义,即福娃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象征,这加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而市场话语则整合了两种表征。     

全球化、民族国家与东亚认同

世纪交替之际,以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为背景,东亚区域统合问题陡然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政治家和学在谈及这一话题时,普遍意识到在不同政治体制和存在严重历史纠葛的东亚国家间建立共同体的难度,认为这种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将是很遥远的事情。同时,一些以中日两国国民间相互认识为主题的问卷调查也常常得出彼此间存在严重不信任的结论,而罕有亲和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