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儿钩鑃铭文新考

20世纪70年代绍兴出土了两件有铭东周青铜乐器"配儿钩鑃",其铭文残损较严重,铭中第二行中有旧释"冢"或"犬"之残字,实际应为"元"字残划。此字与下文连读为"元子",这里应是一种美称,而并非嫡长子之意。第二行残存的"余"形笔划,本应属某左右结构文字的右半或右上部分,从各方面迹象分析,原字左半当是"邑"旁,是徐国的国名用字。东周时期南方青铜器中"元子"的称谓和人名加"儿"现象等用语用字特征,是有一定分布规律的。"元子"不见于吴、越王室铜器,而极常见于徐国铜器,"儿"字后缀的分布与从南襄盆地向东到淮河流域这片地区有较紧密的联系。再参照其他特征可以推知,该器很可能为徐国灭亡后依附于吴国羽翼之下的徐国贵族所作,是研究灭国后徐国遗民去向和活动的重要史料。     

中国古代社会中身份规则的结构化和制度化研究

中国身份规则体系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的演化有两大平行发展路径,一个是结构化过程;一个是制度化过程。结构化过程把社会成员的身体标签类化,比如,性别、辈分等,使社会有了结构秩序; 制度化过程使社会成员的社会标识赋予相应的行为规则并形成体系,比如,礼制、人伦体系等,于是社会共同体的结构秩序得以延续。这些规则特点形成了各文化共同体特有的社会结构秩序,并在社会的持续演化中建构了自身社会秩序的制度化体系。     

官家垂礼是紫云

才子好色,已成通例,而好色与忠于爱情却永远不可能是一回事。文人未入仕,或者刚刚当官,或者当的官不大,不昧初衷,对爱情也还忠诚;一旦官当大了,有了身份地位,对爱情很快就淡化了。     

中西“人文”精神的当代思考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在有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思考中对人的主体地位、人的存在价值与世俗欲求的肯定和尊重。因社会背景之异,中西“人文”精神存在较大的岐异。在儒学典籍中,“人文”一词深寓着道德教化的内涵。而在西方,人文主义则缘起“人文学科”,而     

走马楼吴简所见"士伍"、"岁伍"、"月伍"考

走马楼吴简中有许多"士伍"(仕伍、士五)、"岁伍"、"月伍"的记录,此类均为户籍身份."士伍"籍具有世袭性,但只限于家庭中的男性成员,且可通过赐爵或立功等途径改变身份."岁伍"和"月伍"可能与文献之"更"有关,"岁伍"系指戍边"一岁一更"者,戍边完毕、返回原籍后,仍以"岁伍"著籍."月伍"则指"给郡县一月而更者".     

建国后工资制度的建立及其沿革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并存的两种制度。刚进城的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一般享受供给制,而旧有人员,包括工人、店员、技术人员、教师、职员等,则享受工资制,全国工资等级没有统一体系,并行的工资标准多达数百种。     

明代精美壁画墓惊现重庆

由五座砖砌卷拱墓组成的明代家族式墓群位于永川凌阁堂村二社境内,它们呈横向一字排例,均座北朝南,长约3米、宽约1．3米。据考古工作者介绍,1号墓主人身份地位显赫,其整个墓室内壁粉白彩绘,内容分别有仕女、仙鹿、骏马、三足鸟、牡丹、荷花、祥云瑞草、楼台亭阁、日、     

“运动”中的理性人——华北土改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

本文从微观互动论视角和“理性人”假设出发,探讨华北土改运动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特征。在土改运动中,乡村社会成员被赋予不同的阶级身份,他们在此基础上对革命形势和自身处境加以判断,进而作出相应的行为选择。其中,地主、富农选择余地较小,只能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艰难博弈,以规避更坏的结果;而贫、雇农在运动中居于优势地位,其行为方式体现出理性农民与道义农民之间的张力;中农则在安全与利益两种考量之间进行权衡,而前者常占据上风,成为其行为选择的基本依据。     

书生总统徐世昌

抗日烽火遍地的1939年6月6日．曾由“安福会”选举而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的徐世昌．以寓公身份病逝天津．享年84岁。受时局影响。这位过期政要．没有事受到死后哀荣．凄凉地去到天国。但由天津迁去香港的《大公报》仍以关注的目光看待旧时总统．给徐以足够的面子。载文：“对于前总统徐世昌．可以盖棺论定了．他终不失为一个中国的读书人。”在中国．读书人之称是美好的。正如有一首被普遍接受的小诗．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景初元年帐构铜考

在中国古代,帷帐制度是舆服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以来的旧著录中,有4件属于曹魏景初元年的帐构铜,其中一件现藏故宫博物院。本文从新发现的另一件景初元年帐构铜及与之相配的3件铜饰件出发,对于相关器物的著录和研究情况加以清理,重新考察了这些“帐构铜”的形制及铭文,由此对该类帷帐的形制提出了一个复原设想。本文最后把帷帐制度跟丧礼中墙柳和荒帷制度作了一些比较,指出二者的关系非常密切。这种比较的目的,是希望有关舆服制度所见等级内容方面的研究能够得到学术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