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长安区晚唐时期令狐家族墓葬发掘简报

2009至2010年间,在西安市南郊的长安区韦曲街办韩家湾村征地范围内发掘了唐成通六年（865）令狐缄墓及乾符五年（878年）河东裴氏墓。两座墓皆为竖穴墓道单室土洞墓。墓葬形制较为完整,属于晚唐时期的典型墓葬,虽曾遭盗扰,出土器物数量不多,但很有特色,两合墓志的发现为中晚唐时期科举和家族研究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同时基本确认了令狐家族墓地的所在地。     

集安高句丽千秋墓墓室形制新论

千秋墓是洞沟古墓群中规模宏大的高句丽王陵,在高句丽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图通过对千秋墓的现状、墓室结构、阶坛积石圹室墓类型研究的进展等,对千秋墓墓室结构进行分析,阐述千秋墓因为没有盖顶石,尚不能认定为石室墓的观点。根据现今学界的研究成果,石室墓在洞沟古墓群的流行年代约在5世纪以后,到好太王时期圹室向石室转化才最终完成,而高句丽墓制进入石室阶段的标志是晚于千秋墓的太王陵。     

王尊玉贵带精美（下） 江西出土明代藩王玉带板

勾云纹青玉带板（图13-1）,1952年江西省新建县山口村明墓出土。尾：长6、宽1.7厘米;桃形：长2.4、宽1.7厘米;长方形：长5.6、宽1.7厘米。厚均0.4厘米。重82克。现存一组10块。青白色,有水沁。正面浮雕勾云与乳丁纹。尾（图13-2）与长方形各有四组勾云纹,     

四川彭州市北宋徐氏墓发掘简报

正2012年4月,彭州市紫光兴城建筑工地在施工时发现一座砖室墓。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闻汛后,立即派出专业人员会同彭州市义物保护管理所对墓葬进了抢救性发掘。墓葬编号为M1,现将此墓的发掘情况简报如下。一、墓葬形制M1位于彭州市三圣北路"紫光兴城"建筑工地内,中心点的地理坐标为东经103°57'27.0"、北纬31°00'02.1",海拔高度为673米(图一)。墓葬之上的地层堆积可分为两层,第1层为现代扰土,深黑色,厚约1.5米,内含大量现代建筑垃圾。第2层     

重庆忠县两汉墓葬

2006年和2007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对重庆市忠县东北长江北岸山前台地上的石匣子、周家院子、洞天堡、田坝河墓地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的西汉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汉墓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墓内出土遗物有陶器、铜器、铁器和钱币。这批墓葬的发掘,对研究这一地区汉代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中国古代墓葬出土的镇墓神像——以命名、分类及其体系问题为中心

镇墓神像的随葬始于春秋战国,历经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各代的不断发展和演变,形成富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各式镇墓神像。目前所见研究多就某座墓葬(墓葬群)或某个时代、地区的资料进行分类、分期,这些断片的作业很难把握其发展演变的全貌。本文在对全国各地出土的历代镇墓神像资料全面把握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一套新的命名与分类方案,进而从宏观角度对其形成、发展与变迁加以概括,最后就其体系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认识。     

河西镇墓文丛考(二)——敦煌墓葬文献研究系列之五

镇墓文与买地券、衣物疏同为重要的墓葬文献之一类。以甘肃河西走廊为主体的河西地区出土有大量魏晋十六国时期的镇墓文,笔者多方蒐辑,得其中文字信息保留相对完整者60余件,结合传世文献及田野调查所获,进行文字校勘和河西历史地理、丧葬风俗、民间信仰以及语言文字、书法、文学等方面诸多问题的考察,探讨其文献和历史价值。     

河南淅川马川墓地汉代积石积炭墓的发掘

正马川墓地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城西南约21公里的盛湾镇西北,南距盛湾镇政府约3公里。墓葬分布在马川村周围及江边,南北长约1000、东西宽约400米,面积约40万平方米。墓地南依山丘,西临黄水河,北边紧靠丹江水库,属丘陵前的平地。地理坐标东经111。23"35',北纬32。56"45',海拔162—165米(图一)。马川墓地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淹没区的文物保护点。受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委托,2007至2011年,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     

再论关于两广地区米字纹陶类型遗存和广州汉墓的年代

通过对两广地区争议较多的米字纹陶遗址和墓葬的考察,发现两广地区米字纹陶的主要流行年代为战国,汉代早期只有零星的发现。按照《广州汉墓》的型式划分标准,对南越王墓出土陶器的型式进行重新划分,发现其年代仍应该与广州汉代早期墓第二段时间相当,进而得出《广州汉墓》报告对广州西汉早期墓的分段应该还是比较恰当的。     

江苏昆山朱墓村良渚文化水田植物遗存分析

朱墓村遗址良渚文化水田堆积中浮选—水洗出少量木炭和植物种子。其中炭化水稻的绝对数量、出土概率和标准密度均属最高。较多湿地或水田伴生杂草(如酸模叶蓼)的存在应与栽培行为相关。植硅体分析显示水田堆积的"上层"部分作为古水田的长期实际使用遗迹。植物遗存的种类和含量反映了良渚文化时期朱墓村遗址温暖湿润类草原和湿地景观。良渚文化时期水田的利用程度和农业生产的强烈程度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