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中日三原则谈判

1935年间,中日两国在应对"华北事变"的同时,由最高外交当局进行过关于国家关系之三原则的谈判;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又推动、指导了此次谈判。从1934年10月蒋介石写作《敌乎?友乎?》到1935年10月日本决定"三原则",中国方面首先"以进为退",借广田演说之机,由王宠惠提出了"三原则"而调整中日关系;在华北事变之后,又"以退为进",继续以蒋作宾明确提出对日"三原则"。日本则首先静观而不予回应,在华北事变之后,又开始了外交上的进攻: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三原则",并首先否决中方的"三原则"。中国政府在出师不利、东京谈判失败的情况下,于"五全大会"之后,在此前的"三原则"谈判基础上,在南京主动发起了与日本的调整国交谈判,并再次否决了日本的"广田三原则",使得中日"三原则"谈判无果而终。中日双方在谈判中的主动与被动之不断移位、攻守与进退之互相转换,使得彼此在成败与得失之间各有千秋。但相对于华北的风云诡谲和剑拔弩张,中日在东京、南京的谈判桌上所进行的外交斗争,其对于战前两国关系的能量与效果毕竟有限。     

比较中的审视——中日近代军事变革比较研究

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启动了军事变革。但晚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却宣告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顿挫。当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对它进行比较时,发现日本在指导理论、政府威权以及军事变革诸要素的变革上,比晚清政府处理地更加科学和高效。     

笔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2006年12月,根据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共识和两国外交部间达成的实施框架,中日两国各10位学者组成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就中日历史问题进行研究。2009年12月,委员会宣布第一阶段研究工作结束,并公布了研究报告。研究报告由中日两国学者就共同确定的题目而分别撰写的论文构成。人们一般认为:历史问题是影响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但什么是历史问题?历史认识的分歧点在哪里?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否可以解决?如何寻找解决历史认识分歧的方法?许多问题需要历史研究者予以回答。而此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则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一次尝试,或者说迈出了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第一步。本刊拟分两期约请各界学者对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及其研究报告以笔谈的形式发表意见。     

江达古泽的木刻工艺

2008年6月14日国家文化遗产日,文化部正式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昌都地区江达县波罗古泽刻板制作技艺位列其中。波罗古泽木刻雕版起源于1676年,由当时的德格第12世土司、第6世法王却吉·登巴次仁发起,现今四川德格、白玉、以及西藏江达县的大部分治区都曾隶属德格土司管辖,加之当时盛行佛教,基于信教需求,用于印制佛教经文及图案的木板雕刻工艺得到了空前发展,波罗木刻印刷技术由此崛起。当地土司、宗本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以较原始的制版刻板方法,兼收并蓄各种学科、历史文献和各教派典籍,在寺庙刻制数以万计的木刻雕版。据悉,现今位于四川省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德格印经院”中80％以上的印经版均为昌都地区江达县波罗乡所制,由一个乡村的民间艺人承担如此重大而神圣的经文雕版任务,不能不惊叹为一个奇迹。     

庚寅春日太行写生记

台湖画院自成立以来,不掬一格,广收善画者,始有今貌。又招求学者十余人,遂成一班,请余教授之。实因公事、私事缠一身,已无暇矣。画院院长郝邦义兄又几托嘱,无奈,允。见学生多有绘画经历,但画技不齐,便以数月作临宋元绘画工课,笔技日长。     

元代忽必烈征日战争对历史的影响

忽必烈征日战争是元代大规模征战的尾声,也是日本古代史上遭受的唯一一次大规模外敌入侵,这场战争对中、日、朝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李初梨：从革命者到收藏家

我的姨父李初梨,原名李祚利,曾用名李初黎、笔名光寿。早年赴日留学,1928年5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华社社长、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秘书、华侨事务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等职,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已去世十余年。     

甘肃举办“文化遗产日”宣传活动

2010年6月12日,甘肃省博物馆热闹非凡,“花儿”演唱会、甘肃佛教艺术展、免费文物鉴定等多项活动同期展开,隆重庆祝第五个中国文化遗产日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