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的革命人生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中,最长寿的就是被后来称为党内“五老”之一的董必武。在建党之前,他与李大钊、陈独秀有着同样的人生经历．由读私塾、考秀才、任教到赴日本留学,了解到共产主义思想,再回国革命。在我党创始之初的“一大”代表之中,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从上世纪20年代直至70年代,惟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毛泽东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已经妇孺皆知,那么．董必武这位中共元老又是走过怎样一条壮丽的革命人生路呢？     

《共产党宣言》较早的五个中文版本

陈望道版本陈望道,1891年1月生于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一户农家,早年曾留学日本。戴季陶在日本留学时,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打算译成中文。《民国日报》的主笔邵力子得知此事,就向戴季陶举荐了陈望道。     

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张之洞以朝廷重臣和学界巨擘的双重身份活跃在晚清的政治舞台将近40余年。张之洞的一生,跟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极其深远,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兴学育才、中体西用和留学教育三个方面。     

近代北方口岸与上海间外贸埠际转运变迁

北方口岸在开埠后相当长时期内,需要依赖上海作为对外贸易的中转点,但这种外贸埠际转运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由紧密到疏离的变化。由于北方原有中心口岸贸易条件的成熟、北洋三口的新组合及日本着力发展对华贸易等因素,北方口岸在20世纪上半叶逐渐脱离了上海外贸转运的辐射范围。这种转变使上海由全国外贸转运中心降为华中地区区域性外贸转运中心,并反映出20世纪中国内外政治经济变化下国内口岸贸易格局的重要演变。     

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自甲午至抗战前夕,汉译日书数量一直处于各语种译书之领先地位。晚清之际,这一领先地位居于压倒性优势。民国初期,受国家政局的影响,出版业整体衰落,汉译日书事业亦大大退步。五四时期杂志繁荣而图书冷淡。战前十年堪称民国出版业的“黄金十年”,也是日书汉译的鼎盛时期。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翻译日书一直存有某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认为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因经过“去粗取精”的中间环节,可以“力省效速”;另一方面,又觉得西方文化被日本人“咀嚼”过后,难免掺和着日本文化的“唾沫”,难得西方文化的“本相”和“真传”。清末之际,尚处“蒙昧”状态和急于求成的中国人大多怀着前一种心态;五四以后,已被初步“启蒙”的中国人渐渐倾向后一种心态。在前一种心态下,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译西书不如译东书”。在后一种心态下,留学西洋与留学东洋有“镀金”与“镀银”之分;转译东书远不如径译西书。     

难忘的留法经历

在中国留学史上,1964年、1965年我国公派出国,1967年初又全部被召回国参加"文革"的一大批中国留学生的经历,占据着十分独特的一页,它打上了很深的时代烙印,是空前的大概也是绝后的.笔者曾是1965年派往法国的留学生的政治辅导员之一.当年我们5名政治辅导员带领着60名年龄在十八九岁的男女高中毕业生赴法国巴黎专门学习法语.可是,在巴黎的近一年半时间里,我们基本上都是集体行动,如同我国在法国巴黎办了个法语学习班.这样具有突出特点的留学,历史不该忘记.36年过去了,对此我仍记忆犹新,一切都还那样清晰……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由东北师范大学主办、东北师大日本研究所承办的“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9月26—27日在长春召开,并获得圆满成功。来自日本和中国的近40位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共收到论文24篇,有22位学者在大会上做了正式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西村成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韩东育以及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李阁楠做了基调报告。与会中日学者就中日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提     

上海师范大学举行日本侵华战争民间索赔座谈会

2002年11月5日,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了有30多位学和律师参加的对日民间索赔座谈会。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下问题：一、索赔的立法。邵子平(纽约对日索赔同胞会发起人)认为对日索赔     

内山完造“生为中华友 殁作华中土”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我不禁思念起那些为中日人民友好和两国邦交正常化而长期奋斗、奉献终身的日本友人们,人们把他们尊称为中日友好的“掘井人”或“先驱者”,内山完造先生就是最受敬佩的一位。自1913年到1959年的46年问,他由衷地热爱中国,始终同中国人民和中国进步人士同甘共苦、相依为命,为日中人民的和平友好、日中文化交流事业和日中关系正常化献出了全部心血,作出了非凡贡献,直到他逝世时还要求把遗骨安葬在他热爱的“第二故乡”中国。     

王安石《日录》与《神宗实录》

《日录》是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执政时私下记录的君臣奏对之语 ;在绍圣年间由蔡卞纳入史局用以重修《神宗实录》 ,从而得以流布于世 ,也成为新党“绍述”的重要凭据 ,对北宋后期政治影响甚大。宋徽宗即位不久 ,陈、杨时等对《日录》进行批判。他们的批判 ,对揭露蔡京一伙假绍述以行其私不无积极意义 ,同时也暴露了党争的面目。史家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大量征引《日录》进行补缺、考异 ,同时又完全赞同陈说法而大量征引。这就把《日录》推向了被审判的位子。南宋再次重修《神宗实录》 ,是站在元祐史官的立场上。元修《宋史》沿用重修的《日录》。